援救民企中国力量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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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拼命挣脱融资难与融资贵的现实桎梏，到艰难承受营收半径与市场空间的急剧萎缩，从质押股票大面积陷入爆仓境地，到公司股权集体性流失，中国民营企业遭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商业大考。是传统融资体制的梗阻而成？还是政策环境的收缩所致？是民企滞后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是公司制度与管理行为的失范？任何一个急需做答的问题都将值得从宏观决策到违规经营者的深刻反思与清醒检视。
从＂补位者＂到＂自己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当习近平总书记面对着民营企业家满怀激情的表白时，公众都强烈感知到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构成中沉甸甸的分量与非凡角色，更形象地看到了从改革开放40年风雨中一路走过来的民营企业高大而伟岸的身躯。
的确，从当初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成分，到后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后来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顶层设计对民营企业的理念认知高度不断提升，同时民营企业也以累累硕果回报了全社会对自己的颂扬与肯定。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而且业内人士喜欢用＂五六七八九＂来概括民營企业的杰出成就，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更令人骄傲的是，10年之前，在世界500强的阵容中没有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子，但如今我国已经有28家民企跃入《财富》500强的豪华榜单之上，其展露出的国际竞争力不可小觑。
应当说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经济体量的扩张助一臂之力，更成为了经济肌体有序强劲壮骨的一个重要牵引。数据显示，改革开放起步之时，国内第三产业占比仅为21.9%，而目前却提升到了51.63%，如此大踏步跨越，与阿里、腾讯等新生服务力量的崛起和强大以及民营银行、民营保险等各种金融服务机构的出现和壮大绝对存在着须臾不可分割的联系。值得关注的是，越是民营经济活跃与发达的地区，第三产业的占比就越高，其中在目前国内GDP20强城市中，共有五座城市三产占比超过60%，它们是深圳、杭州、上海、广州和北京，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拉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一种重要力量。此外从共享单车迈出国门，到支付宝与财付通屯兵国外，民营企业还成为了我国对外贸易从商品出口转向服务出口的领先者与排头兵。
无论是经济体量的扩张还是经济结构的转型，都离不开技术要素的驱动，而正是在这点上，民营企业构筑与铺垫出了强大的创新能量。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统计数据，目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中，企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63.3%和66.4%，企业对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5%，而在企业专利量的占比中，我国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都是由民营企业所创造;同时，在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排名前 10 位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了4个席位。此外，据科技部公布的数据，国内目前有164家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文化娱乐、汽车交通、硬件、医疗健康、大数据与云计算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正好是民营企业的＂集中营＂。更为亮眼的是，在《福布斯》发布的最新＂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的前100强榜单中，上榜的6家中国企业里，就有腾讯、携程、百度等四家民营企业。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强大技术赋能。
回望历史，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国企全行业亏损，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财政体系几近崩溃以及银行不良资产率飙升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而正是此时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产生的汨汨税流，才让整个国家财政得以接续的有效运转，同时民企扩张所形成的信贷需求以及存款供给让银行打开了新的盈利通道;及至后来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未能独善其身，同样是民营企业，依靠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对外贸易中的灵活出口优势，创造出稳定经济的＂压舱石＂动能，也促成了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能量切换。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民营企业既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更是激活与强壮国内市场化基因的最核心主力。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的跃迁，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民富梦的实现与着陆，全球化舞台上中国企业角逐力的强化以及话语权的提升，都不可或缺民营企业作为一种特殊角色及其力量的张扬，而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全新方阵之中，也势必再一次成就民营企业可以令人引项的杰出与辉煌。
望而生畏的＂三座大山＂
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对于民营企业时下遭遇到的系列难题，这样的直观描述与形容虽然带有些许的诙谐与无奈，但的确又是非常真实的写照。对此，我们需要扒开表象看本质，跳出局部看整体，深刻透析和了解导致这种单项症或者综合症的内部机理与外在条件以及客观成因与主观导因。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目前国内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仅占25%，而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报告表明，我国41%的中小企业存在信贷困难，超过2300万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需求。融资难意味着风险大，因此也就必然伴随着融资贵。全国工商联对民企500强的一项调研显示，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的最重要因素。
客观地说，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但这种矛盾如今却格外突出，与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按照权威机构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5%，增速创下近10年的新低，而且2019年可能还会继续走弱。一般而言，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银行往往会选择顺周期管理，即主动收缩信贷，且最近三年中，金融机构都在按照要求持续地＂去杠杆＂，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银行防范风险以及控制不良贷款率的商业意识，针对民营企业＂不愿贷＂、＂不敢贷＂的现象普遍发生，民企融资难与融资贵的矛盾愈演愈烈。
在银行融资及所谓的表内融资无法得到有效供给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只能转向表外融资，包括信托融资、债券融资等，但即便是这条通道，民企也未能如愿以偿。根据Wind统计数据，2015-2017年，民企债券发行规模分别为7288.5亿元、10687.21亿元和6014.74亿元，其中2017年较2016年减少了4672.5亿元，同比下降43.72%。不仅如此，同样是受到＂去杠杆＂和强监管政策的影响，非标融资出现大幅收缩，整个社会的融资规模增长受阻，特别是社会融资规模中的长期融资持续低迷，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同比减少，民营企业的融资便愈加捉襟见肘， 而更为重要的是，社融规模的萎缩还带动了民企融资成本的走高，民企与国企间的信用利差日渐拉大，其中目前国企融资利率与5年前的5.5%相差无几，而民企则提升了0.3个百分点。
由于标准融资与非标融资双重通道受阻，民企与国企的最终融资状况也天壤之别。数据显示， 2015-2017年，国企平均融资规模从7.15亿元上升到22.54亿元，而民企则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融资规模的下降，意味着民企融资需求并不能得到满足，资金供给与需求产生了不小缺口，按照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评估报告，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规模需求约4.4万亿美元，但当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仅为2.5万亿美元，缺口高达1.9万亿美元。
天无绝人之路。在银行融资与非标融资都不尽人意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主要是上市公司）纷纷走上了股权质押融资之路。统计资料显示，目前A股股票质押市值约4.55万亿元左右，其中2177家民企股票质押市值约在3.4万亿元左右，民企股票质押占比为74%。然而，中国股市长达数年的熊市以及连绵不断的阴雨不仅让投资人深度套牢，也让质押股票陷入平仓与爆仓的尴尬境地，上市民企控股权的变更让经营者如履薄冰且惶惶不可终日。
与上市民企相比，非上市民企显然没有股权质押的尚方宝剑，于是像金立集团、大海集团等那样都玩起了互联互保的游戏。互联互保就是在没有更多抵押物的前提下民企为对方甚至多方提供担保，而且大多走的是民间借贷或者地下银行路线，在这种情况，只要一家担保企业出现担保预期或者涉及到重大诉讼以及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等，其他企业都会被牵连其中。
受到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的总体杠杆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以2018年为例，与国企上市公司整体杠杆率比2017年底略有降低不同，民企则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当然，只要经营状况良好，常理上民企是可以及时清偿债务的，同时也可以消化一定的融资成本。但问题是，由于＂去产能＂的作用，上游原材料供给收缩驱动着价格上升，上涨成本都转移到了中下游，反过来说产业链的利润因＂去产能＂而造成中下游向上游利润转移，而一个客观镜像是，处在产业上游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而中下游则是民营企业的集中地带，于是形成了国企利润与民企利润的强烈落差格局。
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3.6%（其中钢铁、石油开采与加工、建材以及化工等五大＂去产能＂行业贡献了利润的75.7%），而私营同比仅增9.3%，而且整个2018年民企利润曲线是一种下摆的趋势。盈利能力的弱化必然直接冲击民营企业的偿债能力，于是民营企业不是被迫走上债务违约之路，就是无奈踏上破产重组之途，或者痛苦地拱让出自己手中的公司控股权。有统计显示，2018年国企并购民营上市公司项目占并购项目总量的32%，其中有24家民营上市公司将控制权转让给了国有企业。
吹响＂集结号＂
必须承认，与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表同演进，民营企业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时期遭遇如同现在这样生存与扩张艰难的处境，并产生如同今日的困惑与迷茫，同时社会上有关＂民企退场论＂、＂公私合营论＂以及＂国进民退论＂的推断与认知也随之扩散与蔓延开来。澄清民企发展的迷雾，廓清民企前行的方向，仅有思想与观念上的提升远远不行，必须支硬招、用真功、使狠劲与策群力。
真金白银对于民企来说就是可以透墒的及时雨和脱困的救生筏，而且我们首先欣喜地看到来自高层的金融政策有力＂扩围＂。一方面，在2018年上半年已经增加15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在下半年又增加了1500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规模，全年3000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大红包＂基本上都抛给了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另一方面，虽然2018年已经先后四次定向降准，共释放约4万亿元的流动性，但国务院依然要求金融机构四季度新发放的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须比一季度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合格担保品范围，即从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扩至1000万元。不仅如此，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明确提出了未来民企贷款的＂一二五＂目标，即在新增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企的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从担当信贷决策核心职能的央行層面看，针对民企的系统性政策创新支持力度超出了预期。按照央行行长易纲的说法，央行为解决民企融资难的症结采用了信贷、发债、股权融资＂三支箭＂政策组合。除了运用利率价格手段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等非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民营企业增加信贷投放外，央行还推出了与MLF 并驾齐驱的SLF（常备借贷便利）、SLO（超短期的逆回购）和PSL（调节中期市场利率）等灵活性极强的流动性调节工具，尤其是央行创造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及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将成为撬动民企融资的有力杠杆，二者均是央行运用再贷款提供部分初始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支持民营企业进行债券与股权融资，民企债务融资支持工具由此从银行间债券市场拓展到所有债券市场以及股权交易市场，融资空间大大拓宽。
资本市场层面的政策动能同样以加速度的方式释放出来。除了为民企上市公司推出＂小额快速＂并购重组机制外，证监会还明确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定向发行可转换债券作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方式，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参与并购重组的现金压力和丰富并购重组融资渠道。不仅如此，证监会已组织交易所债券市场启动了信用保护工具试点，探索通过信用增进工具减少投资者购买民营企业债券的顾虑，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更为立竿见影的是，11家证券公司达成了出资210亿元设立母公司资管计划的意向，作为引导资金支持各家证券公司设立子资管计划，最终形成针对民营企业的1000亿元规模的资管计划。
在财税政策供给与策应方面，除了对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免征增值税且政策已经严实到位外，财政部联合20家机构共同组织发起设立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该基金主要是与省级再担保公司开展业务，支持辖区内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首期注册资本为661亿元人民币。按照基金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的要求，以每年实现支持15万家（次）小微企业和新增1400亿元贷款的速度计算，今后3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累计可支持相关担保贷款5000亿元左右。另外，财政部发布专门通知，明确要对民营企业参与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要给予倾斜;同时国家税务总局承诺，在依法依规执行好小微企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2019年将对民营企业等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送的资料精简25%以上，实现70%以上涉税事项一次办结等。
作为策应民营企业直接与间接融资的重要力量，除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等政策性担保主体外，商业性担保力量也开始为民企融资助力赋能。按照新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且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而且在高层号召各方为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提供支持后，保险业快速行动起来，首只纾困民企发债的保险资管产品业已落地。这只由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麒麟系列产品＂已开始分期发行，参与认购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地方政府也紧跟顶层设计的步伐积极行动起来，截止目前有北京、上海、广东、四川以及安徽等10多个省份发布了支持与促进民营企业的指导意见或者政策措施，除了设立资金规模不等的民营企业专项发展基金外，各地还专门拿出了几十亿元至上百亿元不等的纾困资金及时解决民企紧急难题，而且包括天津、河南以及湖北等在内的省级政府向民间资本特地推出各种盈利前景清晰的优质投资项目，区域性引资规模多在2000亿元以上。
再造＂发动机＂
虽然群体性或者运动式的政策托举可以让民营企业暂时度过生存的艰难，但外部的输血永远代替不了内部的造血，临时性救助永远创造不出维新变革的优势，民企的未来应当在持续性的制度创新供给与深度性自我基因重塑中重新规划与变道启航。
减税不仅仅是一种削减民企负担的策略行动，更是激发民企持久性生产与经营热情的战略安排。虽然2018年中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小微企业共享受减税1437亿元，同比出现了不小幅度的增长，但未来依然还有相当大的减税空间。一方面，要推动增值税和劳务税等实质性减税，而且要简明易行好操作，增强企业获得感;另一方面，对小微企业、民营初创企业以及科技型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同时要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尽快实现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零收费，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更为重要的，以减税为核心，需要大力营造出利于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宽松商务环境，为此，可考虑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原则，围绕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信贷、纳税、办理破产等方面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建立科学化与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借助第三方力量，在全国开展经常性的营商环境评价，打造出市场化、法治化的商业热土。
以貨币政策为中心的金融创新应当是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目前来看，货币政策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拓展空间。比如是否可以考虑放开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信贷额度控制？又是否可以将企业专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纳入小微企业信贷抵押品范畴？同时，能否适度降低商业银行针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同时赋予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供应链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融资租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品种上更大的创新自主权等。从长期看，目前我国银行金融业务的扩张主要是依赖政府信用和土地信用，市场化信用没有充分建立，而且国家金融抑制的程度还比较高，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比较多，其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贷款利率不能自由上浮，商业银行针对规模小、风险大的民营企业融资自然就缺乏应对性裁量权，因此，利率市场化尚需继续加码用力。
当然，货币政策的创新又不能单兵突进。作为企业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银行出于道德风险的考虑而对民企尤其是违约程度高、信誉程度低的企业＂惜贷＂与＂控贷＂其实无可厚非，否则所有的负面后果都可能转移到银行身上，最终酿成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比单个企业的破产更可怕。因此，需要打通银行与保险的链接渠道，创建出信贷风险转移与补偿机制，基本框架应该是：保险机构为民企提供信贷保证保险，银行信贷风险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政府财政兜底建立信贷保证保险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分担补偿保险机构经营风险。若出现经营亏损，则亏损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由保险机构和资金池共同补偿;若出现盈利，则盈利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注入资金池。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保险机构参与银行信贷合作保险，政策层面不仅要＂开口子＂，更要通过税收减免机制激励保险机构＂想法子＂与＂动脑子＂。
完善政策的执行方式应当是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勤加修炼的一项基本功。现在看来，无论是基于影子银行的整治，还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纠偏，或者是环保稽查风暴，以及＂去杠杆＂与＂去产能＂，政策设计的初衷可以说完美无缺，但问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运动式、＂一刀切＂、急于就成以及用力过猛等失准现象，而且政策对于市场机制还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挤出效应＂。对此，在具体政策的推进上，首先应当注意单项政策之间落地与实施的恰当时机，避免多项政策对企业形成的＂叠加效应＂;其次政策执行应追求因地因时因企制宜的理性境界，不可千篇一律地＂踩刹车＂，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棍子＂闷死，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差别化的执行手段;再次，任何政策的执行不可追求单项行政目标，而应当在行政目标与商业目标之间寻求共同平衡点，为此，在执行相关法规政令的基础上，可以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比如环保稽查除了让企业关停并转外，同时可以提供碳排放权交易的服务指南和搭建相应的平台等;最后，政策的执行必须确保控制在守法与合规的边界范围内，防止越权跨界，杜绝误打蛮干，并在反思与检视中做到及时纠错与校准。
在观念上彻底矫正与摒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应当是确保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为此，需要在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确立与秉持＂竞争中性＂原则的基础上，铁腕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给民营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体来说，在合作关系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有企业，都应当以＂自家人＂心态真诚地接纳民营企业，并让民营企业产生与拥有＂自家人＂的仪式感。而在项目供给与安排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的行业范围外，所有产业投资应当对国有与民营企业公平与公开地招标与发包，不可让民营企业成为偏远地区与冷僻项目的守望人以及＂烂苹果＂的拾掇者。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政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都只是一种外部赋能，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和稳健前行还要看民营企业自身的成色。目前来看，国内许多民营企业还是＂家族式＂治理模式，股权结构单一，管理人情化与血缘化，缺乏科学规范的有效治理，固化与放大了自己在金融机构眼中的风险形象，信贷需求自然就得不到响应与支持;另外，不少民营企业追求短期目标，将手中资金甚至通过股权质押获得的增量资金投入到炒房、炒股等高杠杆运作领域，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偏离主业进行盲目扩张;更令人痛心的是，有些民营企业完全缺乏基本的道德操守，比如像金立集团负责人挪用10多亿资金进行赌博、博天环境和正业科技等上市民企大股东趁政府救援之时的大手笔迫不及待地清仓减持等。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得不到政策的供氧与赋能，而是在完全脱轨之中迷失与葬送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