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巴黎在生活方面情况比一年前更糟。交通运输混乱不堪,食品、煤、电短缺。冬天到了,萨特穿着一件旧的伐木者用的夹克衫,线头都露了出来。萨特在集中营的一个难友卖给波伏瓦一件兔毛外衣,但她里面的衣服都很破旧。与此相联系的,在文艺方面情况也不太好。没有多少书问世,问世的也大都不是很好的书。 波伏瓦把她的第二本小说《他人的血》投给了伽利玛出版社,萨特也投去《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理智之年》和《延缓》。而波伏瓦的哲学著作《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作为解放后出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获得了读者的好评。 战时萨特和波伏瓦有两个设想:搞百科全书的哲学卷和编一本评论杂志。现在萨特对前一个设想的兴趣不大,而牢牢地抓住了后一个。 9月,萨特组织了一个编辑部,成员除波伏瓦外,有阿隆、莱里斯、阿尔贝·奥利维埃、让·波朗──伽利玛出版社审稿人。加缪没有参加,他说他很忙,主编《战斗报》,实际上他想同萨特和波伏瓦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倾向在以后表现得更加强烈。他们还邀请了马尔罗,他拒绝了。 编辑部反复商讨了刊物的名称,最后定为《现代》。虽然这个名称似乎平常,但比别的刊名更能表明刊物的特点,何况卓别林的那个有名的喜剧影片也是用的这个名字。 后来因萨特不在巴黎,波伏瓦便代表萨特去见新闻部长苏斯戴尔,要求他批准这个刊物并配给纸张。认识这位部长的莱里斯一同前往。苏斯戴尔倒很开朗,但看了编辑部名单后他问道:"雷蒙·阿隆?为什么有阿隆?"他对阿隆反对戴高乐的立场大为反感,发了一通议论,不过最后他作出承诺,几个月后让他们的愿望实现。 一天晚上纳塔丽突然问波伏瓦:"你们想见海明威吗?"原来她结识了海明威的弟弟。自解放以来,纳塔丽经常同美国人打交道。她常常独自一人在咖啡馆或大街上同那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搭讪,然后被邀请去喝一杯,吃一顿,最后她带着茶叶、骆驼牌香烟、速溶咖啡和猪肉罐头回到旅馆。 就这样,她同一个金发的大个子交上了朋友,那人乐哈哈的,后来才知道他是海明威的弟弟。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来到巴黎。他让弟弟来看他。弟弟提出让纳塔丽一起来,还有萨特和波伏瓦。 他们来到海明威住的旅馆时,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一张床上,眼睛用一只绿色眼罩挡住,桌子上已有一些喝过的苏格兰威士忌瓶子。他一见到萨特,就猛地坐了起来,紧紧抓住萨特,拥抱他,并且说:"我……我只是一个上尉,你……你才是一个将军!"看来他已经很有一些醉意。 他们在一起说着话,喝着威士忌。海明威患了流行性感冒,仍然精力充沛。最后萨特实在困得不行,在凌晨3点昏昏睡去,而波伏瓦一直坚持到天明,同海明威闲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