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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五情变阿格林摆不平的两个三角


  在这之后的两个月,显然,波伏瓦的心情不会是很愉快的。她想通过写作转移自己的情绪,但在写作之余她仍然时时感受着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简单地思念阿格林;她想再去芝加哥很容易,钱对她来说现在已经不成问题。她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焦虑:她拿不准自己到底是应该彻底忘掉同阿格林的关系,还是把它继续下去。这种焦虑使她几乎达到精神失常的地步,于是她开始服用镇静剂,这样才好受一点。
  这时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有不小变化。巴黎的生活物资奇缺,人们吃不饱,穿不好。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在马达加斯加、在越南,法国军队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法共退出政府,右派结成同盟。在国际,美苏之间的冷战拉开序幕。法国知识分子中,即使在左翼,赞同法共的"西方陷阱"论的,也只有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几人。
  尽管如此,法国共产党人仍然视萨特为异端,向他发起猛烈攻击。他们认为,由于萨特的影响巨大,很可能把他们的信徒引向他那一边。正因为萨特的立场跟他们接近,他显得更加危险。
  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萨特说:"你在阻挠人民向我们靠拢!"另一位法共人士说:"你是位哲学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苏联《真理报》登了不少谩骂存在主义的言论。有对存在主义"宣判死刑"的,有根据共产党权威观点写成的关于"虚无"的著作来对抗《存在与虚无》的,还有以"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为题,指责萨特和波伏瓦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敌的,不一而足。
  既然共产党人已经砍断了联系双方的桥梁,萨特也就不再让自己受到约束。他对法共攻击亡友尼赞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只是为顾全大局而隐忍不发。现在他不客气地征集了彼埃尔·博斯特、莫里亚克等人的签名,写了一篇抗议对尼赞的种种诬陷的文章。
  这时萨特在《现代》分数期连载了他的长篇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全面阐述了他的"介入"思想。作者和读者,历史和现实,阶级和个体,自由和境况,……甚至在《死无葬身之地》中关于酷刑拷打的思考,都在这本书中得到透彻的解说。
  现在萨特发现自己既被资产阶级猜疑,又被共产党也就是代表工人群众的党所反对。他不再拥有公众,而只是拥有读者,他心甘情愿过这种孤寂生活。这仍然可以满足他的冒险心理,在文学领域中他还是自由的。
  时至盛夏,伦敦一家剧院照常上演《死无葬身之地》和《恭顺的妓女》,经理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前往。他们在伦敦重访了大英博物馆和大街小巷,同时也看到战争中大规模空袭造成的一堆堆废墟。他们出席了两个戏剧的首演式,萨特还出席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回到巴黎不久,萨特陪多洛丽丝去勒阿弗尔,两人分手时,她还在抱怨萨特带给他的痛苦。以后她写信来说,要么她就永远不来了,要么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随后萨特和波伏瓦乘飞机去哥本哈根度假。在到达那里的头一天,波伏瓦的感觉就像当年萨特患龙虾恐惧症的样子。这是一个星期天,街上人群拥挤,而他们混杂在其中,萨特沉默寡言,波伏瓦也不愿多说话。波伏瓦惊恐地想到:"我们之间是不是已经成为陌生人了?"过了几天,他们才慢慢恢复往常那种和谐自然的状态。
  他们接着去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到处是水,到处是玻璃暖房,让人看了很舒服。沿途是森林、湖泊、乡村,他们第一次看到北极光。在回来的路上,他们拜访了一位瑞典王子,萨特以前同他认识。
  王子娶了一个法国女子,他俩住在山谷的一座漂亮的住宅里,环境十分幽静。王子夫妇感到很幸福。波伏瓦喝着主人盛情斟上的陈年美酿,望着与王子欢笑畅谈的萨特,心中默默想道:"我们也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回到巴黎时,她的心情已经变得十分平静。
  1948年4月中旬,波伏瓦再次启程去美国,同阿格林相会。在路途中她读了阿格林的第一本小说,其中有他对于自己童年的描述。一路上飞机因故障经常推迟行期。等到达芝加哥时,她已经心力交瘁。但一见到阿格林,她就觉得这一路上的辛苦和颠簸都是值得的。
  这时美国正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清洗,自由派人士都被视为赤色分子,阿格林的几个朋友饭碗不保。这种情况给波伏瓦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来,阿格林向波伏瓦提出要求,正像多洛丽丝向萨特提出的一样,要彼此相互独占,两人白头偕老过一辈子。波伏瓦也如同萨特一样,向他解释了这不可能,因为她有萨特。双方的分歧显然影响了彼此的感情。他们共度了两星期,波伏瓦回到巴黎。
  这时戴高乐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声讨共产党,把它当作头号公敌。萨特和波伏瓦对此十分反感,但他们对苏联的看法也不是完全的肯定。他们认为,苏联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化身,另一方面它又是孕育着一场新战争的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拒绝同苏联站在一起;应该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应该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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