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性萨特与波伏瓦五情变阿格林死无葬身之地酷刑拷

　　１１月，剧院开排了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身之地》。剧本在一年前就已经写成，而构思的时间更早。主要是在抵抗运动中的体验，使萨特不断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被抓起来拷打，被施以酷刑，我是否承受得了？会不会招供？＂
　　这出戏剧以抵抗运动为背景，但用意不在写抵抗运动，而在于更一般探讨酷刑、拷打问题。萨特一度打算把背景放到西班牙或中国。人与非人，敌对者与同谋，道德与暴力，英雄与叛徒，纯洁与肮脏，胜利与失败，……对于这一切的深入思考都融入这个戏剧中。
　　如同以前的剧本，萨特让万达演女主角吕茜。其它的角色也都是名角，维托尔兼任导演。但还要找一家愿意上演的剧院，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最后，刚刚获得安托尼剧院的西蒙娜·贝里奥接受了这个剧本。
　　由于这个剧本演出时间不够长，为了凑齐一场戏，萨特花了几天工夫另外写成《恭顺的妓女》，它是源于萨特在美国感受到的种族歧视现象。
　　《死无葬身之地》正式演出时，对观众产生异常强烈的刺激。维托尔德被拷打发出的的尖叫声，使他们无法忍受。一位夫人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真是丢脸！＂在乐队，人们打了起来。阿隆夫人几乎晕了过去，中途退席，阿隆也尾随而去。
　　而始作俑者萨特本人似乎也难以承受这种刺激，头几个晚上，只要演到酷刑拷打场面，他就开始喝点威士忌来抵挡这种刺激。这样，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有点摇摇晃晃。
　　在酷刑拷打问题上，恐怕没有任何作品能像《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给人的灵魂以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它将人们置身于极限境况，使之在生和死之间、希望和绝望之间、坚强和软弱之间、光荣和羞耻之间遭受最痛苦的折磨和拷问，其对于人性和非人性的揭示之深，恐怕只有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小说可以相比。
　　１１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荷兰讲学，在乌得勒支呆了两天。那里有他们的一个朋友，是搞心理学的。他拿出几幅测试用的图画给萨特和波伏瓦看，问哪一种给他们快速的印象。这些图画是：奔跑的马、飞驰的火车、快走的行人、破浪而驶的船。萨特选择了船，波伏瓦选择了人。
　　萨特和波伏瓦相互嘲笑着对方的选择，认为这暴露了自我。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心理测试当真，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可以说明他们各自的心理特点。
　　显然萨特有一种阻力感，船破浪才能前进。其它三种方式都没有阻力，但萨特没有选择。联系到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花了不少篇幅描述的粘胶状态或粘滞状态，以及对这种状态的克服，说明他对这种状态有一种本体的厌恶和试图超越。
　　阻力、水、粘滞状态，这就是偶然性；破浪前进，就是对偶然性的超越，也就是人的自由。自由与偶然性，这是萨特自幼就感受到并思考终生的主题。
　　相对而言，波伏瓦的心理负担要小得多。她选择了快步走的人。奔跑的马似乎过于激烈了一点，快中缺乏稳定；而飞驰的火车当然快，但那是由于燃料给予的动力，缺乏一种内在的驱动。只有人的行走最为自然。这种选择同她自小有着正常健全的发展有关。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像她这种类型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而萨特，恐怕要比她易于陷入精神危机一些。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比较有钱了。特别是萨特，开始有了大笔收入。怎样用这笔钱？对大笔财产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在拉普厄泽莫雷尔夫人那里度假时，一边在小道溜达，一边谈论着这个问题。
　　他们商定把用不了的钱存起来，为青年学生设立一个基金。但后来这个设想没有实现，因为萨特非常讨厌精打细算，习惯于随意用钱。最后他把大笔的钱随便送给了朋友、偶尔认识的人和写信要他资助的人。
　　他们的钱多了，生活方式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属于中产阶级比较下层的那种；他们不习惯于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当然也有改变：吃得好一些，住的条件也要好一些。
　　萨特和波伏瓦有一个方面是决不吝惜花钱的，这就是旅行。这可以说是他们唯一允许自己奢侈的地方。但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花费仍然是有限的。有许多旅行是别人邀请的，不需要他们掏钱。
　　波伏瓦下年初就要去美国，她需要一件衣服。在一个熟悉的小店，她为自己挑了件很漂亮的针织衣，但价钱昂贵，二万五千法郎。犹豫再三，她终于买下了。但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她流出了眼泪。她对萨特说：＂这是我头一回向自己让步！＂朋友们都嘲笑她，但她理解自己，萨特也能体会她此时复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