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粕林参加《苍蝇》的首演式。想到要同那些曾是他们的占领者的人交谈,他们感受到一种痛苦;但看到粕林的废墟、残废人、贫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当地剧团的演出质量并不很高,但观众拼命鼓掌,因为萨特的戏剧要他们抛弃自己的负罪感。萨特作了几次演讲,他一再强调,重要的是建设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惋惜。 4月,波伏瓦准备去美国看阿格林。在这之前,多洛丽丝已经答应在波伏瓦去美国期间,前来巴黎同萨特共同度过4个月。但就在波伏瓦准备出发的前几天,她写来一封信,告诉萨特,在现在的条件下,她决定不来巴黎了。 这让波伏瓦进退两难。既然能与萨特呆在一起,她同阿格林相会的时间就不能过长,以免失去同萨特在一起的机会而生后悔之意。她打算把原先的4个月改为2个月,但她此前已经预告阿格林要呆4个月以上,而阿格林甚至希望她呆的时间更长一些。于是她决定到了美国后再把新的决定告诉他。 在纽约的第一天她同老朋友杰拉西和斯特芬在一起。第二天她拜访了几个朋友,看了一场《恭顺的妓女》,发现被删改得一塌糊涂。利兹埃和黑人之间的许多场景被删除了,只剩下冷冰冰的对话,甚至相互不看一眼。即使这样,这个戏剧仍然演满了100场,场场爆满。 第三天午夜,波伏瓦到达芝加哥。她和阿格林在芝加哥呆了几天接着就去了危地马拉;在辛辛那提,饱览了居民区、广场、青山、群岛。他们继续航行,在甲板上晒太阳。她有时翻译阿格林的小说,有时读读书,他们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聊天,关系很是融洽。在朦胧的月光中,她看到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巨流,景色迷人,催人遐想。他们还去了墨西哥城,看了那里的斗牛表演。 在由墨西哥城去莫雷利亚的路上,波伏瓦终于鼓起勇气向阿格林说,她要于7月14日回到巴黎。出乎她的意料,阿格林的反应十分平静:"噢,那好啊!"波伏瓦误以为他没有意见。在莫雷利亚,阿格林表示不想出门溜达。波伏瓦一个人到处跑。后来她感到不对劲。阿格林表示哪里也不想去,而且什么话也不同她讲。 "怎么了?明明一切都很顺利,你为什么要搞得两人都不快活?"她不停地问,流出了眼泪。而他却不为所动,甚至拔腿就跑。后来他们和好了,但阿格林在墨西哥仍然显得心神不宁。于是他们乘飞机回到美国。 回到美国后,波伏瓦感到,阿格林同她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再存在,他不时表现出敌意。一天夜里,她问他:"你对我似乎不如我对你那样体贴!" "对!这两者永远不是一样的!"他恨恨地答道。 这一夜,波伏瓦倚着窗户,望着寂静的天空,一直在哭泣。过了两天,当阿格林表现出特别不高兴的样子时,波伏瓦赌气说:"我可以明天就走!"阿格林没有立即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 这时,波伏瓦忽然感到,她永远不能以任何理由怨恨他,一切过错全在自己身上。7月14日,波伏瓦还是离开阿格林而去。在飞机上她服了几片安眠药,但仍然不能入睡。 一路之上,波伏瓦反复在想她同阿格林的关系。即使没有萨特,她也不会在芝加哥永远呆下去,因为只要时间一长,她的写作生涯就会被完全毁掉。由于同样的原因,阿格林也不可能长期呆在巴黎。因此他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为这个事实而痛苦。 相对而言,阿格林的痛苦更大一些。波伏瓦能讲英语,相当熟悉他的国家和社会,而他对波伏瓦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她的文章他只看过几篇,萨特的著作他几乎从未看过,他对法国作家不感兴趣。阿格林在美国过着一种孤寂生活,波伏瓦的离去使他更加感受空虚。 回国后,波伏瓦的《美国纪行》已经出版,反应不错。她继续进行计划中的女性研究。萨特也在广泛阅读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著作,作了大量笔记,准备继续写《存在与虚无》的续篇,构建一个存在主义的道德体系。同时他们在作7月底出国旅行的准备。 正当一切都正常的时候,多洛丽丝突然从纽约打来一个电话,她实在无法忍受同萨特的分离,要求来巴黎同他过一个月。她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大声哭了起来。萨特于心不忍,答应了她的要求。 不过,当多洛丽丝来到巴黎时,萨特为她的任性而狠狠地责备了她一通,因为这样搞得大家都不好。他们去法国南部呆了整整一月, 这样一来,波伏瓦的提前回来,是白白作了牺牲。她给阿格林拍了个电报,表示可以再来芝加哥,但阿格林的回电是:"别来,太忙!"──显然他还在生她的气。 波伏瓦虽然被这封电报刺得心里作痛,同时也感到如释重负。这种悲欢离合的感受显然已经体验得太多了,她现在愿意一个人呆在巴黎,静静地读书和写作,再就是会会朋友。 多洛丽丝走了后,萨特同波伏瓦去阿尔及尔旅行。这时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一路上的景色美极了。他们有时聊聊天,有时各自写作,尽情呼吸着地中海灌木丛中的温暖气息,这时,他们突然感到自己回到了20岁的时候,心中没有遗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期待,只看到泥土、水和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