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防范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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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十余年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根据全国社保基金2017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度社保基金取得了9.68%的投资收益率，2017年末社保基金总额已达20716.9亿元。但我们必须看到，如此规模庞大的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中如何规避风险、守住安全性底线，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本文以探讨如何防范全国社保基金投资风险的具体方式入手，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从推进投资机制建设、促进资产的合理配置、推动人才培养工作、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建设、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健全风险补偿制度六方面进行综述，并提供相应的简评与展望，以期对今后研究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思路。
【关键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风险控制
一、文献梳理
在资本市场中运营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常态性面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风险。江红莉（2018）认为，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是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很难以投资组合的方式去避免。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性、传染性、负外部性、内生性和順周期性等特征，会使经济遭到扰动，导致社保基金运营受到波及。非系统性风险是指引起个别股票价格变化，并可以利用分散或组合投资降低的风险。另外社保基金投资还会面临着包括管理水平风险、委托代理风险、流动变现风险和信用环境风险等在内的运营风险。潘琳娜（2011）还另外指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还受道德风险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受托人和委托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
针对上述风险，国内外研究学者为控制投资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推进投资机制建设，发展第三方资产管理模式
史潮、宇文扬（2004）主张对我国社会保障实行限量化的市场准入监管，通过招标的形式把社会保障基金逐渐委托给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及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运营。刘娴韬（2011）还建议可以建立专业的社会保障国有股份制银行和国家控股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司，经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把每年的社会保障基金按一定划拨比例分配到相应的机构，一部分资金由民间专业投资公司投资运营，一部分储存在专门的社保银行，另一部分划转进入国有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司，通过投资进入实业或公共事业，扩大资金的投资范畴，降低投资风险，增加收益范围。
（二）促进资产的合理配置，实现风险可控
Brinson等人（1986）分析了美国大型养老基金投资业绩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发现大约94%的养老基金投资业绩可以用资产配置的因素来解释。庞杰、王光伟（2017）把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区分成4个区间，又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划成10个具体类型，在经济周期角度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经济的复苏阶段，收益率最高的是股票资产，且不同性质的股票在收益率方面的区别不明显，普遍体现为牛市；当处于过热阶段时，股票风格的不同在收益率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小盘股的收益率最高，特别是小盘成长股的收益率增长最为明显；而当处于滞胀阶段时，现金资产的安全性最高，如果将通货膨胀率也计算在内，其实际收益率甚至会小于0；当处于衰退时期，收益率最高的是债券类资产。另外，在不同策略基础上的资产配置方案的累计收益率比较结果表明：当处于不同经济阶段时，采取相对应的资产配置方案会大幅增加资产组合的投资收益率。
（三）推动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投资管理技能
邓大松（2003）指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行依赖于高素质、精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对于提升社保基金投资效益具有战略性意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的讲话中表示，理事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一支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吴琼（2010）主张应大力引进其他先进国家的高素质人才或挑选一批投资管理人员到国外进行金融、精算、法律、经济管理等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
（四）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建设，推动基金保值增值
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可以有效促进社保基金保值增值。2008年，Andrew D.Mason在《Factors Determining Enrollment in Contributory Pension Program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中提出拉美国家在推行多支柱养老金改革过程中，为了基金积累制的运作，一定要有相对应的投资手段，因地制宜的对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市场采用不同的监管方式，而监管过程的成效取决于绩效评价合理与否。尽管拉美国家的严格定量监管模式带来了一些连锁影响，但对于一个养老金制度改革初期和金融市场不够完善的国家来说，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双赢＂效应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旧比较明显，因此这种绩效评价监管模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二、简评与展望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成立十余年以来取得了年均8.44%的投资收益率，也实现了较高的收益。但应当看到，在这些不俗的成绩背后，国有股份转持、原始股、税收政策方面的扶植作用巨大，一旦离开这些市场外因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取得的成绩恐怕要大打折扣。除此以外，社保基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推进过程也存在一些争议。按照制度设计，应当由理事会掌握基金的所有权，由投资管理人掌管基金的经营权，这样来说由投资管理人投资经营的资产应占到绝大多数，但这样就会增加社保基金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和运营成本。相关研究显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领域的委托经营费用甚至能达到资产总额的2%到4%，除此以外，基金委托人和管理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也会使得社保基金面临的风险增加。而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017年度报告》显示，当年社保基金直接投资资产已经连续4年下降。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的政策要求90%左右的资产直接投资，挪威有80%的资产由挪威央行投资管理部负责，其他的20%授予外部管理人投资。与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可知，我国社保基金直接投资资产占比并不高。因此我并不认同社保基金投资的市场化目标是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退出投资领域（李勇，2012）的观点。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现阶段存在风险众多，应当以基金治理结构和投资信念为依据，谨慎运用对应的风险管理手段，并通过风险管理工具、实时信息系统和风险预算等途径观测和控制相关风险，而不是单纯的市场化、去行政化，这既是对社保基金治理体制的矫枉过正，也是对社保基金理事会十余年成绩的无视。
综上所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虽然还存在众多风险，距离惠及全体国民的目标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但致力于革新风险控制途径和提升投资收益率的改革进程已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保基金规模将不断做大，投资风险将逐步可控，我国养老保险体制也将得到极大改善。
【参考文献】
[1]Brinson G P，Fachler N.Measuring non-US equity portfolio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1985，（Spring）：73-76.
[2]孔令江.浅析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问题[J].财政监督，2018（18）：69.
[3]庞杰，王光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风格资产配置研究——基于经济周期视角[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7，14（03）：5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