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苏联基辅参加纪念谢甫琴科诞辰150周年活动。由于基辅刚出版一本充满反犹太主义气味的小册子《赤裸裸的犹太教》,他们打算拒绝邀请。后来得知苏联正式批评了这本书,由于朋友们的催促,他们去了基辅。 纪念大会后,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的或者说可怕的宴会。萨特这顿饭吃得很不愉快。因为他从旁边坐的人那儿知道,饭前同他握手的人中,有一个曾写文章恶毒攻击过他。萨特责问这个大会的组织者:"你们到底接不接受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观念?如果不接受,为什么要邀请我?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在莫斯科,他们仍然感受到文化专制的压力:一些电影被审查不能放映,一些"异端"画家的画展也办不成。卡夫卡《审判》的俄译本没有出版,萨特的《词语》也是经过不少周折才在《新世界》上发表。评论者认为它不慎重,好表现,嘲讽自己也是违背乐观主义,诋毁人类,等等;显然根本不理解这本书。 爱伦堡告诉他们一个审判事件的真相:布罗茨基是一个犹太青年,写了一些诗,靠翻译维持生活。然而他以过"寄生生活"之罪被审判。没有固定职业成了他的主要罪名,再就是他的诗句中有"灰色的云在街头涌动",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诋毁。还说他对马克思不恭敬。最后他被判5年强制劳动。 1965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战的先锋,教授们向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后来情况有了变化,2月7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 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7月,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苏联。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文化领域带来好的变化。《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阿克玛托娃的诗歌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许多禁忌仍然存在。 萨特在爱伦堡的建议下,写了一封信,通过苏联作家联盟给米高扬,请求赦免布罗茨基。不久,布罗茨基被允许回到列宁格勒,恢复了自由。 接着几天,萨特去了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来时他向波伏瓦介绍了情况:会上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有一回爱伦堡同中国人争论,情绪激动,差一点中风;他走出房间,昏倒在走廊上,脸都摔破了。 萨特在大会上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事实上,萨特认为苏联不应该不冷不热地支持越南。苏联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不会引起世界大战。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