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糕的情况接踵而来。现在萨特的问题不仅仅在大脑,特别在眼睛。本来他自小只有一只好眼能够工作,现在检查的结果,这只好眼的视力已经丧失了40%。他作了两星期检查,仍不能确诊,视力变得更糟。现在他甚至低头趴在一个放大镜看报,仍然不能看清所有的东西。 一天下午,萨特去看了一位有名的专家。这位医生在他的太阳穴的静脉中发现一个血栓形成,在眼的后面发现三个出血点。医生诊断是一种有头晕发作的脑动脉疾病,他还有高血压和早期糖尿病症状。 以后萨特又去看眼科医生,三个出血点有两个止住,20%的视力得到恢复。医生说两、三个星期可望得到总体恢复,但萨特仍感不安。在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他们走后,萨特焦虑地问波伏瓦:"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古怪?" 萨特的眼睛并没有变好。八月中旬在罗马时,他的视力更差了,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医生发现他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并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还发现他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 10月上旬,萨特去看眼科医生时,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的。医生介绍了眼睛商制造的一种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每天可以阅读一个小时左右。医生的话给了萨特可怕的一击,他好象是完全垮了。晚上博斯特来看他,他一言不发了,只有波伏瓦同博斯特谈话。 10月中旬,萨特和波伏瓦去眼镜商那里借了一台医生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看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朗读;何况这样他也没法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萨特并不特别失望,因为他对这事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他们把仪器退了回去。 12月萨特再次去检查眼睛。医生的话使他最终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离开医院时,萨特问波伏瓦:"那么,我再也没法阅读了吗?"他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而波伏瓦心中如同刀绞。 虽然已经从医生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眼睛的判决书,萨特在下意识里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他总是以为自己的阅读能力没有丧失。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不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它。 还有一次,波伏瓦要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拿开,他让她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 "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 "是的,但我在看书时需要它,"他发现自己说话有误,又更正说:"嗯,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虽然已经不能看书了,每次波伏瓦带回书来,他总是把这些小书握在手上──就握那么一会儿。这时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是他的生命,他用这种方式向自己60年文字生涯默默告别。 现在萨特常常处于昏睡状态之中。即使在《现代》编辑部讨论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一言不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波伏瓦给他朗读时,他也经常睡着,甚至他最喜欢的读物《解放报》,对他也只起一种催眠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昏睡状态是正常的,对因眼睛问题而处于极度焦虑之中的萨特起了保护作用,使得痛苦不是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萨特自己也感受到这种无休止的昏睡之反常和令人不快:"像我这样昏睡真有点可笑!" 除了波伏瓦以外,现在萨特见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发,没有一句话。一次郎兹曼来访,萨特呆板而沮丧的神情让他大吃一惊。临走时他吻了萨特,而萨特却说:"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 郎兹曼走后,波伏瓦问萨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在波伏瓦的追问下,他解释说,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最后,他以一种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问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波伏瓦回答说恐怕是这样。这一夜,波伏瓦伤心极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萨特的眼睛已经恢复无望了,而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情况自2月份以来却有所恢复。由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他时时尝试着工作,在《现代》编辑部的会议上他开始像以前那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朋友们感到原先的那个萨特又复活了。 慢慢地,他开始适应自己失去阅读能力这个现实。6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圆顶"吃午饭,萨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 "当然是!"波伏瓦对他说:"我可怜的人,你心情不好!" "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原因,萨特在5月下旬辞去了自己在左翼报纸包括《解放报》中的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