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日本防震经验谈

　　查尔斯•霍曼斯专访 2011年3月11日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以及由地震引发的海啸带来了如下令人心惊胆颤的场景：遍地熊熊燃烧的废墟、停车场上像玩具一样堆积如山的汽车、发生爆炸、冒出滚滚浓烟的工业设施。但是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就到此为止；虽然有重大人员伤亡，但比去年海地的伤亡情况好不知道多少倍，而海地地震的震级还没有这次地震高。《外交政策》为此专访了德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麦克尔•K•林德尔（Michael K. Lindell）。林德尔教授还是地震急救领域的顶尖专家。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好在出席美国政府各部委联合举行的一场地震预防规划会议。他介绍了日本在地震预防方面比其他国家先进的经验和做法，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又是如何减弱美国应对同等危害程度地动能力的，相比CNN传输的大范围地表破坏画面，地震专家又为何更注重当地建筑法规。
　　《外交政策》： 这么说，今天你出席地震专家的会议，就刚好遇上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麦克尔•K•林德尔（以下简称林德尔）: 没错。
　　《外交政策》：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林德尔：对于研究地震等各种灾害的人士而言，任何一次灾害的发生都不能算作是新闻。对于灾害发生地来讲是新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灾害迟早会发生。我们所致力的方向就是将重点从害后应对和恢复生活转移到减轻及预防灾害上来。
　　《外交政策》：怎么区分地震的破坏性？有什么因素吗？
　　林德尔：位于糟糕的地段会造成许多不同结果，特别是处在长期没有位移的断裂带上。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和去年的智利。那么，假设你处于地震频发所在，该怎么办呢？地点真的很重要，比如说海地和智利就有天壤之别。因为尽管智利的震级比海地高，但是地震对海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智利的五到十倍，人员伤亡是智利的500倍。
　　造成这些不同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止是断层，还有沙质土壤，一旦有地震这些地区就会变成流沙。一旦地图到手，那么就有了建筑法规，疏散人群的危急信息——开发商如何盖房子免得建筑发生倒塌？为此就必须建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不仅仅是石块或者是砖头。万一整栋建筑开始左右摇摆，未经加固的石块纷纷落下是极其恐怖的。
　　就算这些建筑材质和工艺是建筑法规准许的，奸商总还有办法采用其他材质工艺取代昂贵的钢筋混凝土。这时就需要有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强力监督。不是所有开发商都愿意看到出台严格的建筑法规，如果建筑法规执行不力，那么造房子就会便宜一些。房子就能卖得更便宜，购房的人就越多。在德克萨斯州，在德克萨斯保险厅增加了建筑法规条款。此前，各方围绕开工许可证唇枪舌剑，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所有房产开发商希望保留原有限制较少的开工许可证，这样建房成本比较低。就有点类似这样的说法，你干嘛这么着急置你的顾客于死地呢？但显然他们（这些房产商）可不是这么想。
　　《外交政策》：这方面，日本又是如何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呢？
　　林德尔：他们在执行建设房屋规范这方面比我们（美国）好得多。美国国情因地而异。最安全的建筑法则目前在加利福尼亚执行。日本对于可能遇到的海啸作了充分的准备。目前我们所知的情况就是，从地震震中的距离和当地建筑质量来看，地震并未对东京等各大城市市区造成多大的破坏。
　　日本人对于地震海啸早已经未雨绸缪了很长时间。他们向地震监测系统投入资金。从震中传播的地震波有好几种：主波传播速度非常快，第二波来得稍微迟一点。有些设备能够做到监测到主波后立即作出反应，将电梯停在楼层上，而不是卡在楼层之间，同时提醒医生赶紧在第二波来到之前及时将手术刀从病人的胸腔取出。除非有人就站在震中，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会有时间差，有些预警系统就会利用这个时间差提醒民众赶紧疏散，尤其是从事以下这些特殊行业：从事外科手术、电力系统、一些化工厂（关闭相应设备，避免管道爆裂。这些预警系统还能自动关闭阀门以将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隔离。
　　《外交政策》：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更快的传递信息。
　　林德尔：没有错，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在从事高危工作时，及时的消息会让工作人员有时间阻止重大危害的发生。如果地震发生时子弹列车正在以 150到200英里时速飞驰，司机就有时间让列车停下来，在确保铁轨不受破坏之后再重新启动。还可以关闭工业设备。提前预警可以让民众有充分的时间寻找避难所，比如说站在走廊里。这时就又有一个问题：灾害是如何致人于死地的？造成死亡的流行病学原理是什么？危险地带有没有普遍特征呢？有没有人比其他人脆弱，容易受伤致死呢？
　　《外交政策》：发生在日本的地震跟发生在海地和智利的地震相比，灾害类型有多大的不同？
　　林德尔：我认为这更取决于民众住房的结构而不是人们的应对情况。当年的横滨大地震，有许多人是死在传统的日式住宅里。这些住宅的屋顶非常沉重，屋顶垮塌砸死了许多人。日本人还发现当年他们一些高架高速公路不像之前设计的那样坚固。位于奥克兰（美国城市）的洛马•普雷塔（Loma Prieta）大地震情况也与之相类似——由于支柱崩塌，呆在高架高速公路下方的民众被压在下面；上层路段垮压下层路段，层层挤压，人被压成了肉酱。
　　《外交政策》：有没有国家是不是从其他国家那里充分汲取了经验教训？
　　林德尔：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最好，无人出其右。不过加利福尼亚州的防灾减灾措施接近日本的水平，但还差一点。一旦出现房屋倒塌，当地组织起来的社区救援小组、当地的紧急应对组织就会被动员起来，这些团体都有相应的搜救装备。日本人在抗震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次这么大震级的地震，要是发生在其他国家，我估计伤亡人数得是现在统计的好几倍。
　　《外交政策》：为什么日本人在抗震减灾上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出色？
　　林德尔：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1923年的一场地震几乎把东京全城翻了个个，火烧全城，很像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当时东京城多数建筑物都是木制结构，材质极轻，非常易燃。当时日本的消防力量也非常有限。后来他们就汲取这些经验教训了。当然，日本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也时常发生。这些灾害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日本靠近俯冲带。但是日本没有龙卷风，也很少有台风光临。美国的自然灾害更多，因此我们的防灾范围涵盖了更多类型的自然灾害，这样就分散了防灾力量。何况日本国土面积仅跟加利福尼亚一般大。
　　《外交政策》：也就是说一个面积较小的国家，需要对付的只是同一种主要自然灾害的不同表现。
　　林德尔：说得对。集中力量更容易办成事。
　　《外交政策》：政治体制对此有影响吗？
　　林德尔：单一制跟联邦制相比，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在像日本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他们预防措施做得好是有原因的——只要中央政府说，我国将执行某政策，那么执行该政策的机构所得到的拨款渠道更直接，执行起来更容易。在美国情况显然不同，由于气候复杂多样，美国没有统一的建筑法规，也没有征地条款。而从征地再到实际开工建设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如果希望建一座抗震的楼房，工程师知道怎么做。问题在于造价。那么问题就变成：在建筑或征地过程中，在实地条件下，添加某种特性的成本与收益平衡点在哪里？这些考虑因素都局限于地方，联邦政府又对这些地方决策控制力有限。地方政客、开发商以及多数公民希望所在的社区成长。这种地方利益驱动引擎倾向于将城市向灾害多发地区扩展：在斜坡上建房，容易造成山体滑坡；在冲击平原建房容易被水淹；偷工减料，房子平时没事，遇到灾害就倒。如果遇到这样的建筑工地，在错误地段采用错误的建筑结构，一旦发生灾害，谁来为救灾买单？不是地方政府，因为通常这种情况地方政府无能为力，只能是联邦政府。
　　最终结果就是联邦政府替地方政府的错误负责。这类似于一个病入膏肓的肌体；戴着自由市场体系或地方自治假面具，却基本上由纳税人在供养。理想的情况是住在高危建筑里的人或者灾害易发地段的人应该来为这种情况买单。实际情况是，住在低灾害地段的纳税人为灾害高发地段的人买单，要命的是他们还不曾察觉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