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思想之异端性与启蒙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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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北京市 100024）
【摘 要】作为明朝中晚期的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其人其思想无论在明朝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异端性便意为着解构性，而启蒙性是解构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尤注重建构性。具体到李贽其人，笔者认为，在思想层面，其解构性较强，而建构性较弱。在文艺方面，其具有较强的启蒙性。
【关键词】李贽；异端性；启蒙性
万历十六年，62岁的李贽削发明志，自甘异端，＂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i自此，彻底坐实其＂异端＂之名。然其异端乎？其异端是相对于何所说？而其在明清时期被视作是异端，其在现今看来是启蒙乎？
一、李贽思想之异端性
何为＂异端＂？＂异端＂是指异于圣人之道，并对圣人之道构成威胁的学派或学说。ii按照此意，异端便意味着解构性。理学以老、佛为异端，在明中后期，这种异端因子在颜钧、何心隐、李贽三人的思想中尤其明显，iii因此三人遭到强烈排斥，难得善终。另外，人间秩序一直是各家儒学的追求，而到李贽已经完全无视该秩序，不仅将孔子拉下神坛，还对于过往历史人物和诸子百家进行点评，所持观点被称作是＂颠倒是非＂，是其思想最为激进，因此也被视为异端之尤。
而其削发明志，坐实＂异端＂之身份，便不得不提及其与耿定向之论战，此行为正是在二者论战之高潮时期所做。这场论战从万历十二年（1584）开始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和解，时间长达十二年关于这场旷日持久影响破广的大论战，李贽后来在《耿楚倥先生传》中是这样描写的：
（耿定理去世后）既已戚戚无欢，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未发之中＂一言，恐天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扦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去＂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iv
李贽写好后曾将该文示以耿定向过目以示郑重，可见定向也同意其中措辞。所以，二人之矛盾，一言以概之，在于＂人伦之至＂和＂未发之中＂，在于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二人经过十几年的往复论争，最后达成共识，v认为真与善、名教与真心、＂人伦之至＂与＂未发之中＂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各执一端。vi这其实也是原始儒家所说的用礼节制情欲，如《礼记》所云：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vii
由此也可看出，李贽之异端性，只是针对于理学，尤其是僵化之理学，他并不反对原始儒学思想。只是，反对理学，必然会危及原始儒学，尤其李贽要冲破的是理学对于个体和人性的束缚和羁绊，因此他要把被理学神圣化和符号化了的孔子拉下神坛，并且一再去揭露假道学的道德虚伪，甚至颠覆了士大夫从事教化的合法性viii，是以其质疑和破坏旧的道德规范，却难以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必将使社会加剧失序程度。当然，这一命题着实复杂，后来即使东林学派试图修正王学、恢复理学，却也难以挽救世风之日下。而儒学体系在遭到连根拔起的破坏后，我们除去遗留下一些根深蒂固的糟粕和陋习外，至今都未尝成功确立一个新的价值追求。
无论如何，通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李贽的思想得以集中式地公开化，影响巨大。尤其在二人论战之冲突激烈时期，李贽在麻城出版了《说书》、《焚书》和《藏书》。其中，《焚书》中收录了他和耿定向论争期间的书信等内容，是以决裂之意。该书迅速在麻城传播开来，并产生重要影响，拥护者与反对者差异化极为明显，麻城也很快便上演了驱逐李贽的事件。随后，李贽开始了坎坷漂泊的岁月，在多地遭到驱逐。与此同时，由于其思想之异端性，之破坏性，之冲击性，在各地流传甚广。即便明清两朝当局者都严禁李贽书籍流传，但其书却越禁越兴，越禁越盛。ix而李贽之＂异端＂思想，终是在广为流传过程之中，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应，更表现出了一定的副作用。
二、李贽思想之启蒙性
启蒙，意为开导蒙昧，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这便意味着，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对于启蒙性同样之重要，尤其是后者。
学术界一向认同，李贽的思想对突破旧有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着早期的启蒙作用。可是笔者发现，从阳明心学到泰州学派，再到李贽，在解构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們都注重打破权威和禁锢，解放思想和人欲x，却始终未能在建构方面有较大建树。他们始终都在儒学和理学以内进行一定限度的重建，此重建也并非是系统无懈可击的，在其解放人欲的时候未能为欲望加上限度与引导，在其解构传统价值信仰时未能建构新的价值信仰，这都与明朝中后期士风涣散、民风浮夸不无关系。因此，其在思想层面的异端性（解构性）强，而启蒙性较弱。
但是在文艺思想面，史料证明，其影响既颇有益处，又颇有效果。是以李贽之文艺思想具有较强的启蒙性。首先，在同时代里，不仅公安三袁深受李贽文学思想的影响，＂焦竑，汤显祖、冯梦龙等又分别在诗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方面扩展了李贽的思想，从而形成为一个颇有气势，并对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艺新思潮。＂xi。其次，在后代乃至近现代，李贽之文学启蒙思想影响都颇远。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等，都探讨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6世纪明代文化思潮的关系，认为以李贽为代表的明代启蒙思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影响。xii
三、余论
历史激荡，总有奇人。李贽在很多命题上，都表现出不同世俗的见解，这种见解的内核就是要求以人为本，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心灵自主，精神解放。xiii而这些都对传统思想价值的解构，是以其被＂目为异端＂。
但是，仍然不得不说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其负担之重，其影响之广，更应谨言慎行。李贽在解构权威和禁锢方面影响突出，却未尝为已打开的欲望之门找到合适的节制，且人之为人，不可只为利、欲、情，更深层次的终极价值信仰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谛。再者，传统文化权威本身就与政治权威紧密纠缠，并深入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他要在传统政治权威层面下解构文化权威，引发的便不仅仅是文化混乱。
近代以前的思想家，始终过分关注道德理性的发挥，而缺乏在知识理性方面的深化，加上苦于没有更广阔的思维材料，而只能在儒释道三家进行吸收、融合、转化，始终也未突破专制统治的枷锁，未能带领传统思想实现质的飞跃，此一则，不得不说是一憾事。
然具体到李贽个人，纵使其思想不够系统，其以身贯彻思想之彻底和决绝，着实令人佩服。李贽晚年一直在思考死亡问题，并著《五死篇》，将人之善死亡分为五等。对于自己应该如何死法，李贽觉得最善的五种死法都难以实现，＂唯有做些小买卖耳＂，但又担心＂不见买主来到＂，最终决定＂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 xiv而其最终选择自刎离世，一是遇上了＂大买主＂，二是要＂死于不知己者＂，是以李贽在割喉以后说了那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也是其死得其所之意吧！
注释：
i李贽：《焚书》，转引自汪红亮：《论明代的异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ii汪红亮：《论明代的异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iii马国照：《明末儒学世俗化思潮》，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页。
iv李贽：《焚书》，转引自周素丽：《耿定向与李贽论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106页。
v在70岁以后，李贽确实锋芒不多，潜心诠释儒学经典。
vi当然，双方仍各有倚重。
vii《礼记·礼运》，转引自周素丽：《耿定向与李贽论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106页。
viii侯长安：《公私视域下的明末政治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34页。
ix关于禁书一手段，至今仍然时时在用，但是＂越禁越兴，越禁越盛＂的规律从未变过。
x其中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意图对阳明心學进行修正，以挽救道德滑坡现象，由于种种原因收效不大。
xi张少康：《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xii王璞：《李贽＂童心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2页。
xiii魏义霞：《个性、独立人格、平等意识与李贽的启蒙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
xiv引自傅承洲《李贽童心说的价值重估》，《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