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自述作为阶级的工人

　　贫困、欢乐和自立，这三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贫困、欢乐和被奴役，这三者同样可以并存。如果我们工厂的这些奴隶们并不认为自己作为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和人类发明的填埋物有什么不好，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有人提出，提高他们的工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被奴役的非人状况；也有人提出，随着社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否定个性的被奴役状况不仅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美德；还有人提出，是这些人自己定下一个交换价格，把自己不当人，从而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什么好说的。让所有这些说法见鬼去吧！我想问这些人，在目前这股席卷各民族的拼命追求最大生产和最多利润的浪潮中，你们是否成为推波逐浪的同谋者？我们应该做的是，针锋相对地指出：在这种对外在目标的狂热追求中，我们的内在价值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一个工人已经不会自由呼吸了，如果他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自我控制的强力，如果他像一瓶走了气的酒一样疲软乏力，如果他对富有的邻人充满嫉妒，如果他不再相信安贫乐道者的哲学和无欲者的淡泊，如果他也嘲笑起自甘贫困和不受职业、婚姻等限制的自由，那么，对他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呢？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工人的耳边总是充斥着社会主义者的蛊惑之声，它会激发你作最大胆的想象，又要求你作好准备，每天都作准备，每天都在等待，等待发生什么事情，同时他的生活按照原样一动不动，直到这种等待变成饥饿、渴望和狂热，最后被卷入＂暴民的胜利＂，那么，对他来说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呢？相反地，他应该越过海洋到未开发的荒蛮之地去，在那里成为主人，首先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只要在某地有遭受奴役的可能，就离开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为了避免奴役不惜冒风险，不惜参加战争，甚至不惜死亡，而不是甘心在这里继续忍受奴役，继续变成充满怨恨、勾心斗角的人。
　　欧洲工人的正确态度是，公开高声宣布，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可能像一个人，他们遭受的不仅仅是社会对他们的安排不公。他们应该像一伙蜜蜂，离开原先的欧洲蜂巢，以这种自由大迁徙来对抗机器、对抗资本、对抗一种无奈的选择：是成为欧洲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政党的奴隶。欧洲四分之一的人都应该迁移出去！这样一来，欧洲和这些迁移者都会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只有在遥远的地方，只有通过大量的殖民活动，欧洲这位母亲教给她的孩子们那些优良品质如理性、正义和健康才会充分表现出来；如果他们继续呆在欧洲这个窝里，就会变得跟他们的母亲一样窝里斗、无端发怒和沉湎于享受，让人无法忍受。在欧洲之外，工人们会将其美德扎下根，开花结果；那些在原地开始变成不满和犯罪的危险倾向，到了国外就变成一种具有原始自然美的英雄气质。这样，就会给这个衰老、人口过剩和内耗不断的欧洲带来十分清新的气息。那时也许劳动力有些缺乏，但问题不大。人们会感受到，他们之所以觉得自己无法放弃许多需要，是因为它们太容易满足了，其实是完全可以放弃的。也许我们可以招收一大批中国工人，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有些像工蚁。他们不仅可以充作劳动力，还可以带来亚洲人特有的宁静、反思和坚韧，这对于我们这些浮躁焦虑的欧洲人来说也许是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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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清楚我们要把欧洲工人阶级变成什么样的。工人的境况是太好了，以至于他们再也不会逐渐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一下子开出天价。他们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有人希望这样会让他们知足，即让他们安于自己的奴隶地位，但这一希望已经破灭。我们已经让工人阶级变得精明能干了，我们给了他们投票权和结社权。我们想方设法消除工人阶级中国式的奴性，从而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正处于一种危急状态（用伦理学术语来说就是不公正）。别的阶级也感受到工人这种危急状态。我再问一次：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要达到某种目的，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如果我们需要奴隶（我们确实需要他们），那么就不应该把他们培养成主人。
　　——曙光、强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