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文化角度探讨司法执行难的原因

　　【摘 要】法律作为解决人类纠纷和矛盾的手段并不是自始就存在的，而是人类在总结原始审判习惯的基础上，通过理性构建得来的。法律必须被使用，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使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司法的过程，司法执行则是司法活动的最后一道程序。司法执行最终还是需要由人来执行，而执行人、被执行人都要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执行活动的观感也就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司法执行；法律信仰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探讨司法执行，主要还是研究司法执行难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人员、被执行人员对执行的负面看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解决执行难这一难题。利用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这一特式工具，可以从思想意识层面了解执行活动参与人的最真实的反应，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司法执行难具有现实考量
　　与西方历史上鲜明的权力分配不同，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自古就处于相互交融、模糊不分的状态之中，在清代以前的中国，司法权大多是由地方的行政长官、而不是由专门的司法机关长官行使的。沈家本在清末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将大理院列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但是大理院存在级别低、职权不相称等缺憾。因此，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对司法权、对法院、对法官的尊重和敬畏。在当今的现实司法实践中，政府部门将法院、检察院视为自身机构，以行政权干涉司法权的行使并不是鲜有发生的，而是经常发生。这样不仅损害了法院的权威，置法院于政府之下，而且会给人民群众造成一种＂相信法院，不如相信政府＂的片面印象。虽然司法权具有独立、被动、公开等特性，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提高自身政绩，当作为纳税大户的企业和个人与相对人发生法律纠纷时，地方行政长官往往会从中阻碍法院正常的审判程序，这就导致法院成为了政府的代言人、成为了富人阶层的代言人。法院失去了权威，那么法院的判决自然也就失去了权威，被执行人不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也就看似＂顺理成章＂了。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映射
　　现代法律的作用是限权和确权，即限制公权力、明确私权利，但是，法律在古代中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是君主或帝王用来压迫反抗阶层的暴力手段，在这个时期，法律更多的向世人显示出的是暴力属性和公属性。梁治平先生曾说，律法之所以是权威且不可违背的，其关键在于律法是源于君主或帝王的，律法反应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图。中国古代百姓一直对诉讼具有厌恶心理，地方官员也往往片面的追求政绩上的清明、往往希望看到治下＂无讼＂的情况。但是纠纷和争端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原始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纠纷，因此以何种纠纷解决机制＂定纷止争＂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度，普通百姓之间的纠纷往往由德高望重的第三方进行调解，有些纠纷则是依靠族法家规或者乡规民约；在发生纠纷和冲突时，百姓的第一选择不会是诉诸法律。因为古代中国的律法或者法律大多数是刑律，即使是百姓之间简单的经济纠纷，在诉诸法律之后，纠纷双方也往往会受到刑罚上的处罚。因此，在古代中国，法律并不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法律在当时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一把悬在世人头上的一把刀，这把刀以肉体处罚、剥夺生命等手段震慑着普通百姓。这就使得百姓产生了对法律产生畏惧和排斥心理，更有甚者，会产生对法律的恐惧心理，那么就不会有人敬畏和信仰法律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司法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了紧贴时代脉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更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政策，但是几千年来对法律的畏惧并不是能够在一夕之间消除的，对法律的信仰也不会一蹴而就的建立。随着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依法治国的有序推进，法律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纳和接受，在发生纠纷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坚持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是，归咎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法律仍然是＂官老爷＂手中的工具，法院是政府的法律保护伞，法院诸多判决的背后都存在行政机关的身影。即使法院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法判决，败诉方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法院在判决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甚至认为法院的法官和胜诉方＂狼狈为奸＂，有不可告人的金钱交易。这些现象的产生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形成良好的信仰法律的文化氛围，造成了社会上不信仰法律、排斥法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破解执行难的法律文化路径
　　武树臣教授曾在《关于＂法律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首次系统提出了关于法律文化研究的领域，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法律文化是人类对以往法律活动的总结和提炼，是现实当中法律实践的一种状态和法律完善程度。司法执行作为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也就理所当然的具有法律文化的内在属性，解决司法执行难的问题，当然也要充分考量法律文化的因素。
　　（一）加强法律文化的宣传和教育
　　为了提高国民的守法、尊法、用法意识，我国开展了多次大规模集中性的普法活动，但是这些普法活动往往将重点放在了讲解案例和法条之上，既呆板又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也没有形成一种信仰法律的良好的文化氛围。进行法治宣传，不是简单的以展板、广告、宣讲的形式将法律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法治宣传，应该立足中国地多人广、案件复杂的具体实际，坚持弘扬公平正义的價值观念，培育积极健康的法治文化。只有通过法律文化对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让受众真切的感受到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法律不是被雕刻在大理石上、不是被记载于书籍上，法律是应该被铭记于人民群众的心里的。进行法律文化的宣传，要体现法律的平等观、自由观，也要体现法律在坚持公平基础上对人民群众合法权利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法律文化宣扬的本来作用，才能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改善司法执行难的窘境。
　　（二）树立法院权威
　　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曾说，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法院权威对法院来说至关重要，权威之于法院，犹如脊梁之于人类，缺少了权威，法院的判决也就无人问津了。法院的权威并不是内生的，法院的权威是在其保持中立性基础上，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进行审判案件而产生的。为了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司法执行难的问题，法院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树立权威。其中包括在确立终身追究制的基础上，完善案件审判的透明度，除了无法公开审判的少数案件，其它案件应该以电视、网络直播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增加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减少违法违规行为，提高社会公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可程度。在公平判决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执行机制，包括执行人员的选拔、执行程序的全程录音录像、执行经费的公开透明、执行结果的社会公示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