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破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倾注了众多笔墨对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改革等进行了阐述，外界普遍认为，《决定》所释放的信息将开启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对于这项改革的预期，消极与乐观的态度并存。截至记者发稿前，有消息称，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布在即。
　　亮点频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在看到《决定》所涉及的具体改革举措后，有些方面是超出预期的，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将其归纳为几大亮点。
　　李佐军表示，首先，《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同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就赋予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平等的财产权力。其次，《决定》提到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同时提出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是从所有制层面上对国有企业进行很深层次的改革。第三，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由过去的国有资产向如今的国有资本转变，其间差别很大，国有资产经营意味着国有企业进行着大量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意味着国有企业主要从资本的层面进行运作，具体运营则交给各种类型的企业，这样使得国有经济的经营体制机制更加灵活。＂
　　尽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有研究人士直言：＂不要对国企改革抱过高期望，相关改革不会触及问题本质，国研中心出台的‘383方案也仅仅是对其进行‘技术性改良，从中已经可以窥见改革的局限性，背后是难撼的既得利益。＂
　　不过，在看到《决定》全文后，李佐军认为涉及到国企改革部分的第四个亮点就是，《决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此举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文件同时强调加大国有资本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而不是竞争性领域。其实竞争性领域恰恰是比较赚钱，而公益性领域是不太赚钱甚至是不赚钱的，这对国有企业来说无疑也是利益的调整。＂
　　此外，《决定》还提出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等等。＂为什么说这些都是亮点？因为它们都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但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人一直比较关注‘国进民退。这一系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进民退，更多的保障非公有制企业的平等权益。＂李佐军说。＂过去之所以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是因为改革没有得到及时的推进。在‘非公36条和‘新36条实施之后，非公有制企业始终还是觉得遭遇‘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都说明改革滞后。《决定》提到的这些改革如何真正落到实处？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保障措施。非公有制企业如果要涉足原来的垄断行业，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下一步要专门制定有关的管理办法，这对于非公有制企业而言，没有什么进不去的领域。＂
　　艰难30年
　　今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通过体制改革，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并在多个领域向民资开放，其中不乏堪称＂民资禁区＂的垄断行业。李佐军说，＂放宽准入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只是让它有很边缘的进入，或者是进入的领域非常有限以及深度不够，那它当然挣不了钱，充其量仅算是敲边鼓，在边角余料领域做点事情。现在要让它进入，不仅要范围更宽、程度更深，还要更多的保障其产权，并相应的减少审批，推进税费改革等，以及给予政治上的平等待遇。＂
　　民营企业家呼唤应有的政治待遇已经不是新鲜事。作为我国民营企业家中旗帜性人物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就曾公开呼吁＂应该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日前，记者在某财经论坛上见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时，他说：＂这次三中全会，我仔细看了看，感觉非常高兴的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深化。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且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些表述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回顾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程，同时也是一段跌宕的国企改革史。最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在生产经营上没有任何自主权，并因为受当时管理体制束缚而导致运行僵化、供需脱节、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些弊端，国家开出＂放权让利＂的药方，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国家还以两步利改税政策对国家与国企的分配关系进行了调整，将国企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在此后的10年里，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试办经济特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我国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竞争，但刚刚被推向市场的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在中央多项指导下，现代企业制度得以稳步推进建设的同时，国有经济逐步向关键性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集中，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三年，国有企业通过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抓大放小，关闭破产，分流富余人员，债转股等形式解决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基本实现了改革与脱困目标。
　　2003年4月初，新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挂牌，被业界认为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发轫，国企改革进入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新阶段。
　　10年间，央企经过整合重组，由2003年的196家演变为今天的110余家。同时也被外界贴上＂垄断＂＂国进民退＂＂大而不强＂的标签。一方面，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形成对非公资本的挤出。据统计，目前央企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国防、能源、通信、冶金、机械等行业。另一方面，在改善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领域中，国有资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国家审计署于今年5月公布的对部分国有企业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结果指出，中版集团、国家核电、华能集团等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下属机构违规列支资金，以购买保险（放心保）、发放购物卡、建设住宅楼等各种方式为职工发放福利，涉及金额超过数亿元。
　　这一结果使外界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再次升温。有研究机构认为，中央要对国有企业改变管理方式，以共同基金的方式改造国企。有经济观察人士认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突破点和关键环节在股权创新。国研中心专家指出，从国有资本层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一是按照＂混合所有制＂模式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二是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同时强调，国企改革必须把宏观层面的＂管资本＂改革和微观层面的＂管企业＂改革结合起来。另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问题，不少都与相关党政部门有关。
　　市场呼唤公平正义
　　回看国企改革的历史，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然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有数据显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缴纳的税收占我国税收收入的50%左右，同时它还是吸纳社会就业、创造社会财富、方便群众生活的重要渠道。
　　刘永好的创业经历同时也见证了国企改革的历程，对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他有着深刻体会。他说：＂1992年到1994年间，我收购了30多家国有企业，那时只有国企才有粮食指标，所有的饲料企业都是国有。后来粮食放开了，这些国企的优势没有了，很多就倒闭了，而我们蒸蒸日上。到今天，我们收购的这30多家饲料厂全部都健在，而且发展的很好。而我曾经跑过的七八十家没有跟我合作的国有饲料厂，如今已经全部都倒闭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民营企业一定程度的参与国有企业的一些合作，我觉得这是大好事。不过，我仍然心有余悸。跟国有企业的合作确实还是有压力的，尽管国有企业只占了我们5%、10%的股权，但是它的代表，它的权威，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公司出现一些问题到法院告状的时候，往往被受理的几率小很多，而国有企业被受理的几率就大很多，这就是不平等。未来我觉得不管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完全要按照市场规则去做，这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