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广漂法丫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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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孤身来中国闯荡淘金的非洲＂黑客＂来说,吸引他们留在广州的,不仅是广州的友好,更重要的是广州的机会。
＂你好,我是法丫丫。＂Fayaya用不熟练的中文介绍着自己。在广州天秀大厦的蓝爵西餐厅里,他熟门熟路地坐下来,点上一份咖啡加木薯饼,递上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中文名字:范严。
5年前,24岁的Fayaya第一次来到广州,成为这个城市庞大的黑人族群中的一员。那时他的梦想,是尽快读完书,然后回国工作,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建筑工程师。五年后,印着中、英、法文的名片上这样介绍他:Fayaya,加纳商人;盛达中非贸易公司总裁,范严。
在广州,如今约有20万Fayaya这样的非洲人,操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其他语言,穿梭在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他们和Fayaya一样来到这座蒸腾的南方城市寻找商机和梦想。Fayaya和他们偶尔遇见,时常擦肩,却仍然觉得孤独。
梦,向着中国
Fayaya最近有点烦。他的得力助手、26岁的小伙子Alo被抓了。Alo的签证9月30日到期,没空去办,10月17日,警察找上门来,直接带进了局子,要关三个月。＂我愿意出钱保他,人民币13000元。但是交了钱后他也出不来,而是直接被警察带去机场送回国。如果他再要过来,就必须在加纳再办一次签证。＂
十月的广州依然保持着30℃以上的高温,但Fayaya的故乡——加纳首都阿克拉比广州还热,夏季的正午可以达到45℃～50℃。火球般的太阳悬在天上,炙烤着一群赤膊踢足球的少年。
Fayaya也曾是其中的一个,即使到了广州,他依然热衷这项运动。他曾联合了天秀大厦几个商铺的非洲老板,组建了球队＂黑色梦之队＂——名字是他的女朋友何慧儿起的,和一群广州本地佬对抗,输家请客吃晚饭。
Fayaya的家里还没有出过商人。在阿克拉,他的家境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父亲是公务员,类似于加纳的＂总统竞选班子成员＂,母亲则是家庭主妇。Fayaya第一次萌生来中国的念头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但他肯定不是打算万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商。当时,阿克拉新建了一座大楼,造型独特,傲立群雄。＂是中国建的。＂在阿克拉,很多好房子都是中国制造,来自中国的建筑施工队穿梭在阿克拉烈日下,受到的瞩目并不比如今Fayaya在中国受到的少。
＂中国造的房子很漂亮。＂Fayaya说,这是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在阿克拉读完大学后,Fayaya申请到中国念书。他曾想过去读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听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回去后可以造最好的房子。然而最终他来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因为他听说,广州的大学对于非洲学生好像格外开放一点。但即使如此,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广州,会有20万非洲同胞。
淘金江湖
画一张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生存图,Fayaya将自己放在接近金字塔顶端的位置。他有名片,有中国女朋友,穿正牌的李维斯牛仔裤,最关键的是,还在天秀大厦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Fayaya没有读完华南理工大学。来广州的第二年,他第一次被老乡带到淘金路吃加纳家乡菜,这才发现广州竟有一座＂巧克力城＂。在这里,擦身而过的黑皮肤比黄皮肤更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混合着中文和广东的白话从耳边飘过,强烈而熟悉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颜色鲜艳的非洲式长衫在路边支起的衣架上成排成排地挂着卖,花20美元,就有专门去非洲学过手艺的中国师傅帮你做一个满头小辫子的头。
这是广州的布鲁克林。1998年,第一批进驻广州的非洲兄弟就是以越秀区的淘金路、洪桥为中心开疆辟土的,如今这里依然是广州定居黑人最多的地方。环市中路的天秀大厦有400多家非洲商铺,陶瓷大厦的租用者中则有30%以上的非洲人,一栋不起眼的远洋运输公司住宅楼里一半以上的租户是非洲客。
老乡告诉Fayaya,在这一带常住的非洲人多数从事贸易,在写字楼里拥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批发衣服及手机等各种电子产品,也兼做物流和运输。
＂我在东圃、火车站附近也见到过很多非洲人。但那里都很乱,秩序很差。火车站附近的服装城里贩卖牛仔裤的大多是尼日利亚人,他们很多都睡在地上。＂在Fayaya看来,小北路不一样,在这里,非洲客们混得比较有尊严。
半年后,Fayaya放弃了学业,开始跟着老乡做物流。在这条供应链的下端,是每天负责去唐旗、迦南等服装城挑货、进货的尼日利亚人。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和中国老板讨价还价,花1万元进500条来自东莞的＂Adibas＂牛仔裤、＂Amani＂T恤等＂山寨货＂。而Fayaya则坐在天秀大厦8楼租来的办公室里,接电话下单,派人接货、包装,负责将这些廉价而鲜艳的纺织物运往非洲大陆。
＂非洲没有什么工厂,人们对名牌也不在乎,只要好看、耐穿,就行。＂这正是他们这些非洲商人生意的基础。
2007年世道好的时候,Fayaya一个月能赚到两万元人民币——在大多从事小本生意的黑人商人中,这样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了。他回忆说,当时的生活相当＂奢侈＂,每天下加纳馆子,入夜便去环市路上的非洲吧、大篷车消磨时光。那里面同胞很多,可惜非洲姑娘不多。来广州的大多是男人,除非拖家带口。谈到这里,Fayaya突然有点想念他在阿克拉的前女友。他曾在ICQ上向她问好,她却没理他。＂她已经是工程师了。＂说起她,他有点骄傲,有点落寞。
2008年下半年开始,Fayaya明显感觉到生意难做了。订单少了一半,一些合作已久的老客户纷纷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和兄弟吃饭,谈论最多的就是,谁谁又回去了。一个住远景路的刚果人告诉Fayaya,他住的那个楼里本来有三十来户＂老黑＂,现在只剩两户。
＂金融海啸令生意缩水,我们日子很不好过。非洲那边的经济也不稳定,很多单签好又撤了。＂一些非洲人为节约成本,甚至在坐飞机的时候,往身上套三条牛仔裤、六件T恤、两件外套,再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用这种方法带尽可能多的衣服回国。
熟悉的陌生城市
自由随性的广州,宽容地接纳了20万非洲人,但偏见依然像一个游荡的幽灵,不时探出头来,刺激一下这群非洲来客。
2008年初,Fayaya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在小北路做服装生意的何慧儿。何慧儿是广州本地人,英语很好,两人很聊得来。
能交上中国女朋友,本是件兄弟们很羡慕的事,但每次Fayaya提起结婚,何慧儿总是不置可否。女友没有带他见过父母,Fayaya还知道,她有时会去参加她父母安排的＂相亲＂。
＂她跟我说过,她父母没办法接受黑人。＂
5年的打拼,广州已成了Fayaya第二个故乡,但如今他突然感到,那个早已熟悉的广州,正在变得陌生起来。签证越来越紧,警察查得越来越严。＂我在天秀大厦待了三年,本来和这里的警察都很熟悉了,见面招呼,是哥们儿。现在他们看见我都不笑了,一见面就要查证,我都被他们查了十几遍了。＂
2009年7月,冲突达到高潮。一名居留证过期的尼日利亚打工仔在出租屋里睡觉,为躲避警察的上门巡查而逃跑,结果坠楼身亡。隔日爆发了尼日利亚人大集会,围攻矿泉派出所,向广州警察发出抗议。＂广州现在变得很紧张。上个月,警察查了我6次。我有经营执照,是个良民,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放心我?怕我随时跑路?＂
Fayaya不想离开广州。在阿克拉,晚上12点街上已是空荡一片,而广州的夜市可以繁华到天明,繁荣的商业给了Fayaya这样揣着淘金梦的非洲青年更多的可能。他的同乡有时会抱怨中国人冷漠、不讲诚信,但Fayaya相信,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即使这个城市有时对他不够好,他却在这里赚到了他父亲工作10年才能挣到的钱。
现在,Fayaya的活动范围多在小北路,偶尔带女友去天河吃个饭,不时能看到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他也曾遇到过,和两个同乡一起打车,司机停下来一看,发现是黑人,掉头就开走了。他住在远洋运输大厦的一栋住宅楼里,刚搬去时,想请房东夫妇吃个饭,交个朋友,对方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缴房租时,他只需要把钱打到房东卡里,根本见不着面。
Fayaya有时候不免疑惑:自己遵纪守法,交房租的速度也称得上模范租客,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征服那些不理解的目光?成为商界精英——这个高不可攀的梦想能使自己赢得认同吗?
女友是Fayaya唯一的中国朋友,这已比很多非洲同乡幸运。很多同胞在广州,十年下来没有一个中国朋友。
＂在华南理工读书时,中国同学和我们也玩不到一起,见面只是礼节性地聊两句。同样是外国人,韩国人在学校里就比我们受欢迎得多。后来离开了学校,就更没有中国人理我们了。＂
Fayaya告诉记者,当时组建＂黑色梦之队＂时,大家都蠢蠢欲动,希望借足球和本地人交朋友,定输家请吃饭的规则,也是希望能认识一下。然而,让他尴尬的是,对方请了两次饭,依然是非洲人一桌、广州人一桌,除了按中国的方式敬一杯酒,就没有别的交流了。＂后来,我们就不踢球了。＂
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Fayaya从环市路搭公交,半小时后到达一德路的石室教堂。他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义工,不时会帮着分发讲义,引导第一次来的兄弟姐妹熟悉环境。上周日,他还成为了赞美诗合唱队的一员。
三点,英文弥撒开始,画着彩绘的穹窿下无数黑色的身影俯下身虔诚地颔首叩拜。对于Fayaya和很多在广州淘金的非洲客来说,这是他们生活里最为动人的时刻。
编 辑 陶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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