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 曾几何时,中国的顶尖大学,为了挣一个副部级待遇,都打破了头,使得中国的副部级大学名单,几度扩编。有多少名教授,为了挣一个副处级的行政位置,同样打破头。不仅如此,所谓副部级大学的学官们,还经常为副部级大学只有校长书记是副部级,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高升一步感到愤愤不平。估计,医院什么的,里面的人也同样会为行政级别争个不休。 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官本位根深蒂固。马科斯·韦伯说过,做官是中国最稳定,收入最丰,也最有荣耀感的职业。当官岂止是职业?简直就是摇钱树,金字招牌,不仅可以富贵荣华,还可以耀祖光宗。读书人一生一世的追求,就是金榜题名,为官为宦。做了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 古代中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官本位不仅作为价值观,而且化为具体的制度,存留了下来。不仅官场行政级别森严,让多少英雄,为之折腰。而且说起来不是官场的所在,学校医院,乃至公有制企业,都套用行政级别。行政体系的官员,可以跟这些单位的"官"互换。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官员,只要级别够,就可以到大学里去做校长。 显然,在改革号角已经吹响的当下,企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是个非做不可的事情。学校要用教育专家来办学,不能用官僚办学,医院也是如此,不懂行的官僚,管理医院,会把医院也办成了衙门。同理,企业要企业家来管,不是官僚管,非用官僚不可,也得把他们变成企业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一,就是专业化。连专业化都做不到,现代化就别搞了。 当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学校和医院,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允许私人投资兴办,社会投资公办学校和医院,彻底摆脱行政化的魔影。改革,每一步都很难,去行政化,首先要去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官本位的价值观。不管多难,都得往前走,否则,中国人就永远走不出自己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