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墨竹图创作年代推测

　　《墨竹图》原为张大千收藏，是张大千＂大干居士供数百石之一＂，印钤＂大千居士供效百石之一＂＂迟秋簃＂＂大风堂渐江髡残雪个苦瓜墨缘＂，并著录于《大风堂书画录》第一辑。张大千之后，《墨竹图》先后经钱镜塘、王一平收藏。王一平是一位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建国后长期担任上海市领导工作，工作之余，雅好书画收藏。1966年，王一平在上海博物馆对此轴作重裱，并将张大千原题旧签移人新裱包首，裱背有＂上海博物馆书画装裱门市部装裱，一九六六年三月＂字样。两个月后，＂文革＂爆发，王一平遭到冲击，《墨竹图》与它的主人一样也经历了＂文革＂的＂历炼＂，幸运的是它完好保存下来了。本次献拍，由王一平家属提供。
　　《墨竹图》是石涛存世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绢本作品之一，纵100厘米，横37厘米，绘竹一竿，孤枝繁叶，清泠泠有一股逸气氤氲画幅，令人置身画前，有一种观墨竹如同享清福的感受。视觉唯物，感觉唯心，画家创造艺术必须两者兼顾，而不以繁简论高下。
　　《墨竹图》未署作年——石涛存世作品中有许多都不署年款，而是只署名号或者馆合斋名。这是他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署款的风格之一。判断石涛《墨竹图》以及其他未署年款作品的创作年代，除了对他的作品风格的把握之外，还可以依据他的履历和行踪来分析。他是大画家，游历广，记载也多，一生迁居多地，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居住地他往往使用不同的名号和斋名号，尤其在他还俗前后最为分明。比如，＂大滁子＂是他从北京回到扬州，在大东门外临近小秦淮河边筑＂大滁堂＂也即还俗后使用的名号，这一年是1697年，所以通常认为石涛是这一年开始启用＂大滁子＂名号。后来这一认识因为有了新的发现而提前了。目前被认定为真迹的石涛最早一件署号＂大滁子＂的作品，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十二开《花卉册》，该册作于＂甲戌花朝＂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月十五日——这比他筑大滁堂提前了三年，也就是说在大滁堂落成之前，石涛于1694年已经开始使用＂大滁子＂名号了。所以，1694年可以确定为《墨竹图》创作年代的上限。如果再推进一步，笔者认为《墨竹图》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或者说康熙三十六年之后，这可以从《墨竹图》上石涛的题诗及署款中作出判断。
　　《墨竹图》绘墨竹以外，在左下方还题有石涛古风旧诗一首，署款为＂清湘大滁子清音阁题壁兼怀施愚山、梅渊公书此幅存稿＂。显然，石涛绘此作是为了怀念他的两位老朋友施愚山和梅渊公。施愚山就是安徽宣城人施润章，他是顺治六年进士，大名鼎鼎的诗人、文学家，字尚白，号愚山。康熙十八年，已经年过花甲并且去职还家多年的施愚山应朝廷的召唤，又赴京城试博学鸿词科，中试后被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梅渊公则是大画家梅清。梅清也是宣城人，两人分别长石涛24岁和19岁，都是石涛的长辈。康熙五年(1666年)，石涛由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遘至安徽宣城，驻锡于敬亭山广教寺，其时宣城有书画社，石涛于此结识施愚山、梅渊公等。施、梅二位激赏石涛才华，从此结为好友，并常常邀约，浸淫诗画，这一年石涛25岁。《墨竹图》上所题这首古风旧诗就是当年石涛与施、梅等人在距宣城县城北二里许的清音庵里聚会时所作。据《嘉庆宣城县志》记载，梅清等人当时结香灯会于清音庵，每岁四月集同人赋诗于此，石涛与施愚山也参与其中。这首古风是石涛为向施、梅二位索和诗而作，有抛砖引玉的意思，其中有＂思李白，忆钟繇，共成三绝谁同流＂之句，＂三绝＂就是指他们三人，其意思既为共勉，也抒胸怀，是很骄傲的。宣城十年是石涛一生中的重要履历，在这里他结交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许多人物，其中就包括施愚山和梅清。所以清音庵以及这首诗令他一生不能忘怀，这也是在此后的绘画中，他多次在作品里提及此事并题书此诗的原因。比如现藏北京故宫、作于1684年的四开山水册页就是绘于施愚山去世不久，此时他已移居南京，挂锡长干寺，绘此册页是怀念老朋友，尽管册页中没有出现＂怀念＂一类的字眼，但是题书此诗其用意已经不言而喻。而绘《墨竹图》也是延续了同样的感情——这一次石涛在款识中写得清清楚楚，乃＂清湘大滁子清音阁题壁兼怀施愚山、梅渊公＂(清音阁是清音庵里的～间小屋)——梅清是1697年去世的，这时石涛早已迁居扬州，并且已经还俗，他的＂大滁堂＂也是在这一年落成。在这样的时候梅清却去世了，当年清音庵题壁的＂三绝＂如今只剩下他一人，这让石涛感慨万千，于是绘制了这幅《墨竹图》并录当年旧作，以表达对故友的深情怀念——这之后，在石涛的传世作品中我们似乎没有再见到他录有这首古风旧诗的作品了。所以，推断这幅《墨竹图》作于1697年(或者1697年之后)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