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因为制空权操于敌人,我方之陆、海军之活动完全受了限制。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只能在夜间出袭。陆军若是白日行动,因无空军之掩护常受敌机轰炸骚扰而前进困难。当时之情形,在白天不但陆、海军缺乏空军之掩护活动极难,就是战场指挥官也在白日行动甚为不便,因为敌机只要见有车辆活动便盲目扫射。 我印象最深刻之一次是我奉蒋委员长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预防敌机袭击,我们取下吉普车车篷,我监视顶前上空,其他随从人员监视左、右、后上空。突然有敌机数架由云层中急降而下,幸而我们事先有所准备,立即跳车,快步藏于公路两旁之稻田或树林中。刚一离车,车身便被敌机机枪扫射命中,损害不重,待敌机过去,我们才继续向上海前进。 淞沪抗战时,我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常奉命至前线视察战况。是时,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副司令长官。我第一次抵达前线时,礼貌上先拜会战区长官,冯不在,我以为冯外出巡并不在意,与顾副长官讨论战况、敌情后而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我照例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我忍不住向顾副长官说:"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两次不见?" 顾说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知我,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二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二千人。我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何表示,我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我回至南京与何总长(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 何总长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遂向蒋委员长建议,也蒙采纳。我征求冯之意见,冯亦很高兴。讵料命令发表不久,冯刚乘津浦路北上,韩复榘即有电到中央反对此事,宁愿隶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经发表,而韩复榘又表示反对,只好将韩之一部不纳入第六战区。给韩以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冯就职不久,宋、石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过去宋、石等在程潜之指挥下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甚畏惧而不信任,则事态更形严重。 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二三处,每当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需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 各方反冯之密报皆直接上达委员长,委员长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日召见我,告诉我各方之反应,委员长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我打电报请冯回京。 冯回到南京,委员长授意我向他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当我转告冯,幸而他无异议接受,可见冯在第六战区一定遭受困难,才肯辞战区司令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冯解职后,第六战区之部队分散至各战区中,当时之各战区计有: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官委员长兼),第四战区(司令官原是何应钦将军,后改为张发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以后,第六战区改设在武汉。 淞沪会战时,军队高度表现了大无畏之精神,人民所表现的也是慷慨捐输。凡部队所需要的无论食物,或是防御用品如麻袋、沙包、铁丝网等无不是无条件贡献,这种爱国热诚无形中鼓舞士气不少,至今犹令我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