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镇的兴盛与瓷业经济发展

　　永和镇隶属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地处赣江中游西岸，北邻禾水河、泸水河，东濒赣江，距吉安县城11公里，是一座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镇。据明代《东昌志》载：＂……异时谈吉安之盛，萃于庐陵，故庐陵为郡之望；谈庐陵之盛，萃于永和，故永和为天下三镇之一。＂可见永和镇在古代颇具盛名。
　　唐代以前，永和镇无籍可考，至五代时期，其名始见于文献中。五代时，永和属吉州泰和县，宋代属吉州庐陵县，元代属吉安路庐陵县。据《东昌志》载：＂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墟市、祠廟寺观始创。周显德初，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瓷窑团，有团军将主之；及宋浸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瓷窑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由此可见，永和镇初见规模始于五代，盛于宋代，究其原因，应与永和镇瓷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一、永和镇的兴起与吉州窑的发展
　　吉州窑的盛烧是永和镇兴盛的最大推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吉州窑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及发掘，发现有24处窑包，遗址总面积可达80.525平方米，其中以窑岭为最，窑包高21.72米，面积9200平方米，堆积113976立方米。在整个遗址区内发现有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瓷器及審具。
　　在近几年的考古工作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吉州窑进行了点面相结合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2006年至2012年对吉州窑外围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试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茅庵岭窑址进行了重点发掘。茅庵岭窑址的发掘工作基本厘清了吉州窑的发展及生产状况，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吉州窑的发展历史。
　　考古资料表明，吉州窑是一座生产品种丰富、规模宏大的综合性瓷窑，是江西宋代重要的窑址之一，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载：＂江西窑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1]，可见其窑业影响。
　　吉州窑产品主要以生活用器为主，文房陈设用器和文娱用器为辅。吉州窑创烧于晚唐五代，主要烧造青绿釉、青褐釉等产品，青绿釉主要有罐、执壶、钵、碗、盏、灯盏等，青褐釉有罐、壶、钵、碗、盏、灯等。相对后世而言，这一时期的吉州窑发展极为简单、原始。至北宋时期，吉州窑得以较大发展，器物种类和品种逐渐丰富，以黑釉器为大宗，辅以白釉器、酱釉器等。黑釉器以碗为主，有花口碗、束口碗、盖碗等，此外还有盘口执壶、筒式罐等。白釉器同样以碗为大宗，兼烧钵、碟、莲瓣纹高足杯等。南宋至元是吉州窑极大发展、极大繁荣的时期，不论是釉色种类，还是产品类型，都有显著增加。产品仍以黑釉器为主要产品，以盏为大宗，碗、壶次之，兼烧盘、碟、罐、梅瓶、玉壶春瓶、炉、杯等，文娱陈设用器还有砚台、笔洗、砚滴、捶丸及各类瓷塑玩具。白釉器是仅次于黑釉器的另一大器类，主要有盆、钵、碗、盏、盘、碟、杯、执壶等，白釉器的文娱陈设用器种类基本与黑釉器相似。此外，还烧有白地褐彩器、绿釉器、酱釉器。白地褐彩器主要为钵、碗、罐、壶、玉壶春瓶、炉、盒等，尤以盒最为精致。除日常生活用器外，还烧制文娱陈设用器，有水仙盆、鸟食罐、捶丸及各式瓷塑。绿釉器相对简单，主要为炉、枕，少量碗、盏、盘等生活用器。酱釉器相对较少，且种类不超过黑釉器范围。
　　吉州窑产品除种类多样外，更重要的还是其独特的装饰工艺。吉州窑的装饰工艺以彩绘工艺（图一）为主，分为釉上彩绘和釉下彩绘两大类，其中黑釉主要为釉上彩绘，白釉和白地褐彩器主要为釉下彩绘。釉上彩绘主要有兔毫、鹧鸪斑、洒釉、虎皮、玳瑁几类。釉下彩绘相对前者而言，题材更为多样，可简单归为四类：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几何纹样和文字类纹样。植物纹样可细分为单一植物纹样和连续植物纹样，前者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牡丹、石榴、灵芝、莲花、菊花、芦苇、蕉叶、松、梅等，后者则有卷草纹、缠枝花纹等。动物纹样可细分为生活中常见动物及神兽两类，生活中的动物有蝴蝶、鱼、奔鹿、喜鹊等，神兽主要为龙凤两类。几何形纹样更为丰富，有波涛纹、回纹、编织纹、八卦纹等。文字类纹样则以白釉碗内写的＂吉＂、＂大＂、＂记＂等为主。
　　但是，吉州窑最有名的装饰工艺并非上述彩绘工艺，而是剪纸贴花（图二）和木叶工艺，主要表现在黑釉器上。剪纸贴花是吉州窑工匠将民间剪纸工艺与陶瓷生产相结合的技术产物，分为釉上剪纸和胎上剪纸。剪纸的题材可分为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和吉祥语，动物图案有鸾凤、蝴蝶、鸳鸯，表现出＂双宿双飞＂的美好生活愿景；植物图案则为梅、兰、竹等，皆是高洁品质的象征；吉祥语仅见＂福寿康宁＂、＂长命富贵＂、＂金玉满堂＂三种。吉州窑器物上的剪纸贴花和民间的剪纸贴花一样，都是对平时生活的美好愿望。
　　与剪纸工艺相比，木叶的装饰工艺技术难度更巨。木叶装饰（图三）是将叶子置于碗盏类器物的内壁，然后入窑烧造，看似简单，却对窑室内的烧造温度有严格的要求。如果窑内温度过低，叶子无法与器物融为一体。如果窑内温度过高，则叶子会被高温烧为灰烬，无法成形。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剪纸贴花工艺的器物不在少数，但发现有木叶装饰工艺的则寥寥无几，可见其技术难度。
　　在吉州窑的考古过程中，除数以万计的出土遗物外，另一个体现吉州窑烧造规模的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龙窑。吉州窑现已发掘出土的斜坡式龙窑有两条。一条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位于本觉寺岭，斜长36.8米，最宽处可达3.96米相比于此，茅庵岭发现的龙窑规模更大，斜长达58米，最宽处可达4.6米，应为同时期最宽的龙窑。如此规模的龙窑，其装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从出土文物的数量以及窑炉的容量，可以窥见宋元时期吉州窑瓷器制造规模的宏大。正如《东昌志·辅顺庙记》所载：＂（皇朝景德中）……窑焰竟日夜而火不能为孽，水潦大至而不没……＂《青原山志》也有类似记载：＂宋时，（吉州窑）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四方鳞集，烟火数千家＂，吉州窑制瓷的盛况可见一斑。根据《景德镇陶录》，瓷器的烧成要经历取土、练泥、镀匣、修模、洗料、做坯、印坯、镟坯、画坯、荡釉、满窑、开窑、彩器、烧炉这十四道工序[3]。吉州窑制瓷与之相比少了彩器这道工序，但会增加剪纸的工作，即使存在一工多职的现象，在如此规模的陶瓷生产中，其所需的工匠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庞大的窑工数量，与之相配套的必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商业人口等，共同构成永和镇的人口群。就北宋时期江西地区人口数量统计来看，吉州地区太平兴国年间主户58673，客户67780，至崇宁元年，主户增加至335710，客户增加至957256%由此可以推断，作为吉州地区经济重心之一的永和镇，其人口增加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而庞大的人口数量为永和镇发展成为＂天下三镇＂之一奠定了人口基础。因此可以说，吉州窑的发展带动了永和镇的发展，是永和镇城镇化的最大推动力。
　　二、永和镇的发展与瓷器贸易的联系
　　庞大的生产量带给永和最大的好处便是较为广阔的销售市场。根据近些年的考古成果，发现有吉州窑瓷器出土的遗址类型较为多样，有墓葬、窖藏、建筑遗址、城镇遗址、古村落遗址、运河遗址、沉船遗址等，尤以墓葬数量为多。就墓葬类型而言，有官宦之家，如江西南昌朱篯年妻陈氏墓（1209）[5]，还有一般平民墓，如江苏泰州平民墓[6]。出土吉州窑瓷器的窖藏有三处，分布于江西、重庆两地：江西宜春元代窖藏（1303）[7]、永新县禾川镇元代窖藏[8]以及重庆荣昌县窖藏[9]。建筑遗址有江西吉安北宋塔基[10]，江苏镇江吴家门元代建筑遗址[11]，浙江杭州南宋太庙遗址、御街遗址和临安府府治遗址[12]和浙江宁波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13]。城镇遗址主要是扬州城[14]、山东胶州板桥镇[15]和上海青龙镇[16]三处，均为临海港口贸易城镇。沉船遗址即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17]。丰富的遗址类型表明，吉州窑的产品在宋元时期应该是覆盖不同阶层的消费人群，具有较大的目标受众。
　　吉州窑产品的主要市场仍在江西地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但因受水运交通的影响，其外围市场沿长江、赣江、大运河呈十字形分布，北侧最远可至北京、河南、山东一带，西侧可远至重庆，南侧抵达广州，东侧可至长江入海口一带。同时，依托唐宋时期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吉州窑的产品将市场扩大至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日本、韩国、印度和东南亚诸国，都发现有吉州窑的产品。
　　值得留意的是，永和镇不仅仅外销吉州窑的产品，还凭借赣江水系便利的水运交通和地处赣江中游交通要点的优势，吸纳其他窑口的产品在此贸易和转运。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除出土有大量的吉州窑的窑业堆积外，还发现有大量非吉州窑的产品（图曰），其中以景德镇和龙泉的产品为最多。景德镇窑主要有枢府瓷、青白瓷、元青花、釉里红等，器形有碗、盏、罐、瓶、盒等日常生活用器；龙泉窑的青釉器出土数量也比较多，器形均为碗、盘、杯等日常生活用器。此外，还有少量磁州窑的白底黑花器和七里镇窑的制品。
　　研究表明，唐宋时期江南西道东部亚区（大致为现在江西地区）的交通主要为两条干线、八条直线。两条干线是长江、赣江两条航道，这两条航道不仅是江南西道东部亚区的干线交通，也是唐宋帝国的交通要道。八条直线是：1.盱水通抚州临川、南丰；2.经修水，过幕阜与九岭山间隘道，至岳州、潭州；3.由锦江向西，经高安，过九岭山與武功山间的浅丘，入潭州；4.由赣江支流渝水连通湘水流域；5.经吉安境内泸水连通安福；6.经赣江，越大庾岭，顺北江上有浈水，可至广州；7.由彭蠡湖入饶州，借余水入玉山县，进而东行经衢州、睦州、杭州达京杭大运河；8.由彭蠡湖至鄱阳，沿昌江、乐安江可达婺源。正是基于这两条干线、八条支线的水路交通，方便了将庞大的吉州窑瓷器销往各个方向的市场，如明代《东昌志》载：＂镇距城十有余里，濒江带山，聚为井落。俗以凿山火土，埏埴为器，贸易于四方。＂于此同时，便利的水运交通，使得各个地区的商人将永和视为转运贸易的节点，南来北往的陶瓷贸易在此集散。因此可以说，陶瓷贸易将永和镇和诸多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地区之间来往的商业交流，带动了永和镇的城镇化进程。
　　根据明代《东昌志》记载，永和镇昔日有三市六街，三市为上、中、下三市，六街分别是瓷器街、莲池街、茅草街、锡器街、鸳鸯街和迎仙街。由瓷器命名街道，可见当时永和镇的瓷器贸易量是相当大的，而贸易的瓷器品种则包括考古发现的吉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七里镇窑、磁州窑等诸多窑口的产品，这也间接地印证了陶瓷贸易在永和镇城镇化中的地位。
　　三、小结
　　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不难看出，瓷业经济在永和镇城镇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不论是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还是陶瓷贸易的繁盛，都为永和镇城镇化提供了庞大的人口基础和雄厚的经济基础，陶瓷制造业和陶瓷贸易在当地经济发展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使得永和镇从五代的＂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的传统农业聚集之地，发展到宋代寝盛的＂秀民大家，陶埏者半之＂、＂烟火数千家＂＂附而居者数千家＂＂生齿之繁，文物之懿，实舟车，一大都会＂的陶瓷制造和贸易集镇，最终实现了宋元时期称之为＂巨镇＂的永和镇之城镇化。
　　[1]（清）蓝浦著，傅振伦、孙彦整理：《<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2]余家栋：《江西陶瓷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
　　[3]（清）蓝浦著，傅振伦、孙彦整理：《<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23页。
　　[4]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5]陈柏泉：《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吉州窑瓷器》，《文物》1975年第3期，第49-50页。
　　[6]黄炳煜：《泰州出土宋吉州窑黑釉盏》，《文物》1993年第12期，第48、86页。
　　[7]谢志杰、王虹光：《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第1-7页。
　　[8]杨后礼：《永新县发现元代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2期，第49、51、63、64页。
　　[9]重庆市博物馆、荣昌县文化馆：《重庆市荣昌县宋代窖藏瓷器》，《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07-414页。
　　[10]彭适凡、刘林：《吉安北宋江仕澄塔出土文物》，《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1期，第14-16页。
　　[11]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吴家门元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第59-70页。
　　[12]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太庙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御街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
　　[13]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一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
　　[15]王磊、周丽静、张晶：《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齐鲁文化研究》第九辑，齐鲁书社，2010年，第的页。
　　[16]上海博物馆：《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17]沈琼华：《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