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传第三章在托里普森三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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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７月，普法战争开始。作为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尼采，已经入了瑞士国籍，不再是普鲁士公民。按其身份，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这场战争跟他没有关系。况且这时他正同妹妹在卢森、曼德拉纳峡谷一带旅行，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写作。他正在紧张地构思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刚开始时，尼采是打算不问世事，在一个山间小舍住了下来，写下了书的纲要。但很快他就感到自己不能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一个旁观者，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德国人。在给里契尔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对自己赖以藏身的免于服役感到惭愧，如今运用我在炮兵部队里所学到的知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当然，我已经为投身激烈的战斗作好一切准备，以防止战事恶化。＂
８月上旬，当报上传来德国获胜但伤亡惨重的消息时，尼采再也呆不住了。他回到巴塞尔，向当局申请参战。作为中立国瑞士的公民，他不得直接参战；但瑞士当局同意他参加普鲁士的战地医疗队。尼采经过短期医疗救护训练，立即被派往战场。
在前线，尼采尽职尽责，悉心照料那些负伤有病的普通士兵。尼采受命护送伤病员到卡尔斯鲁的医院。９月１１日他给瓦格纳的信中描述这个情景：＂我乘坐的是一节破旧的运牲口的车厢，有６个重伤员，我一个人整天和他们在一起，给他们包扎，护理他们。他们的骨头都碎了，有的负伤４处，两个人的伤口出现坏疽。现在看来，当时我能从那些腐烂的臭气中幸存下来，并且居然还能睡得着吃得下，真是个奇迹！＂
尼采在这辆货车里陪同伤员躺了３天３夜，其中有２名伤员得了白喉，所有的人都得了痢疾。把他们送到医院后，尼采本人也染上了白喉和痢疾，住进了医院。对于素有洁癖而且不喜爱同大众接触的人来说，这一段经历的确是不容易的。
平素体质很差、体力不是很强的尼采，真正去从事那些他认为应该干的事情，是很能吃苦的，吃苦耐劳的能力超过人们的想象。看来精神的力量对尼采的支配作用是巨大的。或者不如说，他就是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尼采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能够坚持下来，除了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应该在祖国危急关头尽一点义务外，还在于他对战争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通过战争他体会到一种神圣的感情，在那些普通战士身上看到某种庄严的东西。
即使在最形而下的场合尼采也能够把自己形而上的东西揉和进来。在充满恶臭空气的货车上，他头脑中构想的仍然是关于古希腊悲剧的思考。悲剧有３个深渊：幻想、意志和苦恼。尼采在车厢的摇晃中想：＂由悲剧意识和希腊人的欢乐所产生的英雄在其诞生时一定经历了跟我现在相似的磨难！＂
尼采先是在卡尔斯鲁住院，后来回到瑙姆堡休养。他给还在法国作战的戈斯多夫写信说：＂那种我们共有的对事物的观念已经在战火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有了同样的经历。跟您一样，这几个星期将作为一个新纪元永远保留在我的生命里；在这个纪元里，我的每一个原则都在内心重新得到肯定，我将誓死同它们在一起。＂
最根本的是，在尼采看来，只有亲身经历而不是逃避战争──哪怕是有正当理由的──他才有资格、有权力评判这场战争以及自己过去所信奉的一切。这是一个认真得在常人看来显得迂腐的人。
尼采对这场战争曾报有很大希望，这倒不是指在军事上取胜，而是希望藉此振奋德国民族精神，犹如对古希腊人那样：＂也许这场战争将改变我们古老的德意志；我希望她更富于坚定而高雅的趣味，更加雄健。＂
然而比他年长、生活经验更为丰富的朋友布克哈特在这一点上给他大泼冷水：＂不对！您老是想着古希腊人，对他们来说，战争无疑具有某种教育上的效力。可是现代战争是浅薄的，它并不影响和纠正资产阶级放任自流的生活作风。战争不常发生，它的影响也就很快被消除；人们立即遗忘了它，战争并不能改变民众的思想。＂
最后尼采发现，布克哈特是对的。胜者反而失败，赢家是输家。在德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尼采显得更加忧心忡忡。１１月尼采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说：＂我担心，我们将不得不为自己民族的辉煌胜利付出就我来说永远也不会答应的代价。不瞒您说，我认为现代德意志是一个对文化危险极大的强国。在任何烟幕笼罩中，我们都应该做一个保持头脑清醒的够格的哲学家。＂
１８７１年初，尼采回到巴塞尔，这时他已经对这场战争的意义不报任何幻想了。对于巴黎投降、普法签订停战协定这些重大事件，他在自己的信件和笔记里几乎没有提及，一门心思考虑的是他那本已经初步完成的书稿；他认为文化上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事过许多年，他在自传中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坚持说：＂德国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没有目标，只不过是所谓的‘公共舆论’。再没有比这更坏的谬见：以为德国军事胜利乃是教育文化的成功，或以为这样就比法国文化还要优越。＂
尼采可以不关心获得胜利的德国，但当他获悉战败的法国因为内战造成巴黎被破坏、卢浮宫被焚烧的消息时，他震惊了。
５月２３日上午，巴塞尔各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尼采看了报道后，一个人实在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震撼，想找个朋友分担一下自己的重负，于是他去找布克哈特，但布克哈特不在家。原来对方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也正在找他，两下走岔了。
最后他们还是在尼采的书房里见了面，两个朋友谈了很久很久。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在隔壁房间，听到他们相对唏嘘，伤心落泪。
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尼采表达了他此时的痛苦心情：＂当我听说巴黎在燃烧，我有好几天感到颓然无力，沉浸于泪水和疑虑之中；当我看到那些最优秀的艺术作品竟然毁于一旦，科学、哲学和艺术生活在我看来好象成了一种荒谬；我能说什么呢──对于整个艺术时代？我为艺术无法向低级阶层显示自身的抽象价值而深感痛心；不过它要完成一个更崇高的使命。然而不管我的痛苦多么强烈，我也决不会攻击那些亵渎神圣的人，在我的眼里，这些人只是这种错误──一种应该引起深思的错误──的媒介罢了。＂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卢浮宫不仅属于法国，也属于世界。尼采对于法国文化真正具有大家气度，从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有任何偏见。在这一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世界主义者。
就尼采自己而言，可以说兼具欧洲大陆这两大文化之长。德国人多思辩，法国人多文彩，尼采既具思辩的深度，又兼有文彩的华美。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他具有斯拉夫血统，而波兰人是斯拉夫民族中最接近法兰西的人种。
在德国战胜之时，尼采丝毫没有人们通常所具有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能够冷静地反省自思，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因此对自己的文化教育产生自满情绪，并把自己的想法化为公开演讲的内容。这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用；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有别的什么作用呢？
在经历这场实际战争的同时，尼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也经历着一场大战，最后的结果是一部著作的诞生。１５年后，在这书的再版前言中，尼采回顾道：＂它写于激动人心的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是不顾这个时期而写出的。＂
尼采构思此书，正是战争开始之际。沃尔特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而尼采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记下了这本关于希腊人的书的核心内容。几个星期后，他人在前线，仍然放不下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他也渐渐从战争带回的疾病中痊愈，相信可以动手写这本书了。大约在１８７１年４月，尼采完成了全书的写作，给它定名为《悲剧的诞生》，并把全稿交给出版商恩格尔曼。这部书的开始和结束正好与整个战争共始终，这可以说是巧合，也不完全是巧合。
它是战争期间的产物，同时它又是超战争的产物：虽然一般人觉得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却大谈什么音乐艺术，是很荒谬的事情，而尼采却认为恰恰应该把该书探讨内容的重要性置于战争之上，因为它将导致整个德国精神的复活、整个德国民族的真正复兴，这决非一次战争的意义可以相比的。
这么重要的作品却在出版商那里放了３个多月，未被理睬。尼采把它要了回来，又去联系别的出版商。但所有出版学术著作的出版商都很客气同时也很坚决地拒绝了他。他们对这部学识与激情交织在一起、古希腊问题和当代德国问题纠缠为一团的稀奇古怪的作品不感兴趣。目睹此情况，尼采在给洛德的信中感叹道：＂多么艰难的分娩啊！多么痛苦的折磨啊！＂
最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把书稿交给瓦格纳的出版商奥内斯特·弗利兹，但心中充满遗憾，因为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书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１１月１９日，弗利兹给了他回音，同意出版此书。１８７２年１月２日，新年的第二天，尼采收到刚刚出版的《悲剧的诞生》。
如果说写书是作者自己同自己作战，在头脑中进行战斗；出书是作者与出版商交锋；那么出书后的战场就在作者与读者和评论者之间。
朋友的反应是非常好的。首先是瓦格纳──这本书本来就是赠给瓦格纳的，尼采还专门为此写了前言──他收到书后立即写了一封激动得发狂的信：＂亲爱的朋友──我从未读过一本比您写得更出色的书。这真是太好了！此时此刻，我非常急切地给您写信。因为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希望等我恢复平静之后，再有条有理地阅读您的著作。我对科西玛说：除了她，你是我最爱的人！＂
没过几天，１月１０日，瓦格纳再次写信，高度评价这本书：＂您刚刚出版了一本无与伦比的书。您可能受到的一切影响都由于这本书的性质而化为乌有：它与其它书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一种以绝对自信为表现的深刻的个性。简而言之，我和我妻子一直想听到一种奇特的并愿意对之完全赞同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您满足了我们的强烈愿望。＂
接着瓦格纳详细描述了他和科西玛争相抢着阅读的有趣情景：＂我们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白天我们分别读，晚上两人一起读──我们正为还没有收到您答应寄给我们的第二本书而深感遗憾呢！我们常常因为只有一本书而发生争吵。我经常需要它；我总是在早餐后与工作前这段时间读它；因为自从读了您的书，我已重新开始写作我作品的最后一幕。我们的阅读，不管是一起读还是分开读，时常被我们的惊叹打断。我还没有从我感受到的激情中恢复过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
科西玛的信简短些，但同样充满赞叹：＂啊，您的书多么美妙啊！它多么优美而渊博、多么深刻而大胆啊！＂她还说：＂您在这本书中用魔法召来了许多精灵，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为我们的大师服务的。＂
尼采的另外几个朋友，布克哈特、戈斯多夫、奥弗贝克都称赞它，但他们不是搞古典语言学研究的。洛德倒是语言学科班出身，但他的称赞跟尼采的自我赞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对尼采的思想是太熟悉了。
对于像《悲剧的诞生》这样一部学术著作，学术界的反应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尼采期待着专家们的定评。他很快就感受到，学术界对这部书的反应是沉默和冷淡的，甚至充满敌意。没有任何人评论这本书，仿佛它并不存在似的。因为书中的观点大大刺激了那些学者们，使他们感受到了伤害。
甚至尼采的恩师、古典语言学界的泰斗里契尔教授在接到尼采的赠书后也毫无反应。尼采有些挺不住了，１月３０日，在书出版一个月后，他写信给里契尔教授，表示不理解老师对他著作的沉默：＂我想，如果您在生活中碰到某种充满希望的东西，那么恐怕就是这本书了，它使我们的古典研究充满希望，使德国的本质充满希望，尽管有许多人会因此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但里契尔教授仍然没有任何答复。实际上在他看到这书的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尼采的书《悲剧的诞生》＝有才华的胡说！＂这是一个象征，表明古典语言学界已经对尼采的学术生命宣判了死刑，尼采从此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被放逐者。而里契尔同尼采的师生之情到此也就算是恩断义绝了。
洛德为《悲剧的诞生》写了一篇评论，但杂志拒绝发表。到了５月份，才有一个叫尤里希·冯·威拉摩维茨的人发表了一篇长达３２页的论战文章，题为《未来语言学：对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回答》。
威拉摩维茨比尼采年轻，才２４岁，也曾是普夫塔学校的学生，刚刚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成为德国重要的语言学家。他同尼采在学术上还有过交往。因此尼采从戈斯多夫那里获得这个信息后，在回信中说：＂我早已有所准备。我永远也不会让自己纠缠在争论之中。只是很遗憾，作者会是威拉摩维茨。您知道吗，去年秋天他还对我作过一次友好访问呢！为什么会是威拉摩维茨呢？＂
威拉摩维茨不仅抨击尼采的哲学思想，而且在语言学专业知识方面向尼采挑战，运用他掌握的资料，断言尼采对本专业的创造性研究毫无所知，把一些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不注意历史年代，把荷马以后的文章误认为是荷马以前的文章，等等……总而言之，在里面挑硬伤。
威拉摩维茨的书名是以嘲讽的口气模仿瓦格纳惯用语＂未来的音乐＂，于是瓦格纳在《北德大众报》上写文章反击，以公开信的形式为尼采辩护；但他在语言学方面拿不出什么很有分量的东西来。
洛德认为，尼采本人对这篇论争文章作答是有失身份的；洛德写了一篇论战性的学术文章来答复威拉摩维茨，题目是《伪语言学》。文章在１０月发表。尼采获得这个消息后写信给洛德，表明他此时的处境和心态：＂没人敢印我的名字，好象我犯了弥天大罪似的。现在您的文章发表了，它是我们团结战斗的一个多么有力、多么大胆的证据啊！那些注视我们冲刺的观众那么少，少得可怜，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将会赋予我的所有荣誉，我都奉献给那个独一无二的观众，瓦格纳。使他满意的强烈愿望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更能给我以激励！＂
而威拉摩维茨在１８７３年初又著文作了答复，宣称洛德在内心实际上承认他是正确的，其文章不过是为了证明对尼采的友谊。洛德和尼采没有作答复，这场论战到此结束。
威拉摩维茨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呢？也对也不对。设想洛德并不认为尼采正确却违心地为自己的朋友辩护，这是不可能的。洛德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同尼采的关系也并非如此。在总体上他是赞同尼采的观点的。
当然，在一些细微末节，在威拉摩维茨刻意挑毛病之处，洛德可能认为对方有一定的道理。从纯粹做学问的角度看，尼采肯定有不严谨的地方，或者可以说他本来就不是在做传统意义上的学问。
尼采很快就感觉到，在这场论战中他并没有获胜。语言学家基本上赞同威拉摩维茨的观点。这本书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他突然失去了原有的语言学家的名望，实际上已经被逐出了学术界。
１８７２年秋开学时，尼采惊谔地发现，他开的古典语言学课几乎没有学生来上；最后只来了两个，一个还是学法律的。由于《悲剧的诞生》的恶名，年轻的大学生都离他而去，另投它门。
从学术上讲，好象尼采失败了；从朋友的反应看，他又获得了成功。在这场精神之争中到底他是赢家还是输家？如何来评估《悲剧的诞生》的价值？如何看待这种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和分析了这部奇特的书的内容之后，才会得出较为明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