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孙权一雄略人生晚年过失

　　＂月满则亏＂，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是开始走向衰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孙权自吴黄龙元年（公元二二九年）四月即皇帝位，至太元二年（公元二五二年）四月病逝，在位整整二十三年。
　　这期间，总的来说，吴国还是延续着一种开拓、发展的势头。但这种势头有点像凭惯性上坡的车子，虽然仍在向上，速度却因阻力越来越慢。孙权本人有几次决策和用人上的严重失误，对吴国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误信公孙渊。吴嘉禾元年（公元二三二年）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于孙权，并献貂马。孙权十分高兴，加封公孙渊为燕王。次年三月，孙权派太常张弥等领兵万人，带着金宝珍货、九锡备物，护送来使，渡海授予公孙渊。吴国举朝大臣，自丞相顾雍以下都劝谏以为不妥，公孙渊不可信，给他的待遇太过分了，只需派数百名一般官兵护送来使即可。孙权始终不听。结果上了公孙渊的大当。公孙渊杀了张弥等，并把首级送到魏国，把吴国全部人马和物资收为己有。
　　孙权闻之大怒，要渡海亲征公孙渊，经群臣再三劝谏才作罢。如果这次孙权仍要一意孤行，泛海而征，其结果恐怕会跟刘备的夷陵之败一样惨，吴国的国势稳不稳就是一个问题了。幸好他没有一错再错，吴国百姓免除了一场无谓的大规模血光之灾。
　　二是任用吕壹。孙权在一段时间对校事吕壹十分信任，用他来监督、考察和举报百官。校事一职相当于明朝的厂卫，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特务。而吕壹其人生性苛刻残忍，用法严酷狠毒。他以权谋私，擅作威福，制造了大量冤案，自丞相顾雍起，文武百官，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他罗织罪名，密报诬告的。太子孙登多次向孙权进谏此事，孙权根本不听。于是大臣们都不敢再说什么。这样的结果是，举国上下，人人自危；君臣之间，离心离德，隔阂日深；那种政通人和的局面不再存在。若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吴国政局的彻底崩坏。
　　后来还是孙权自己觉察到吕壹的种种罪行，依法处死了他。赤乌元年（公元二三八年），孙权在诛杀吕壹后，向文武诸大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深刻地责备自己，表达了歉意，并征询他们对于政事的意见。这样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到缓和，逐渐恢复正常。
　　三是立嗣问题。吴国太子孙登病亡后，孙权于赤乌五年（公元二四二年）立子孙和为太子。同年又立子孙霸为鲁王。
　　本来太子孙和的言行品格没有什么越轨不妥的地方。只是孙权的妹妹全公主同太子的母亲王夫人有矛盾，怕太子将来继位后对她不利，就想方设法在孙权面前进谗言。正巧孙权患病，孙和到庙中为父亲的病举行祠祭，而孙和妃子的叔父张休的家就在庙附近，张休曾邀请孙和到他家去。全公主派人暗中监视，于是告诉孙权说，太子不在庙中，一直在妃子的家中商量什么；又说王夫人看到孙权生病，面有喜色。孙权听了大怒，王夫人因此忧惧而死；而孙和在孙权心目中开始失去爱宠，他担心自己会被废黜。
　　鲁王孙霸想借此机会与太子争宠，取太子而代之，于是有意在大臣中培养自己的私党。朝中大臣分为两大派，分别拥护太子和鲁王。吴国出现因立嗣而产生的分裂局面。孙权对此深感忧虑，他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之间不和，臣下分成党派，将来会有袁绍死后袁谭、袁尚二子争位的败坏局面，成为天下的笑柄。随便立哪一个，都会全国大乱。＂（《三国志·吴主五子传》注引《江表传》）
　　在孙权沉吟考虑此事、未作最后决断之时，鲁王一党在下面加紧了活动，而拥立太子派则不断地上奏陈嫡庶之义，有的甚至用泥涂在自己的头上，把自己捆绑起来，向孙权请愿。孙权十分厌恶，最后终于大怒，于是下令废掉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两方大臣都有许多被诛杀流放。这是赤乌十三年（公元二五０年）的事。这年十一月，立子孙亮为太子。
　　因立嗣引发的这一事件，对于孙权个人来说是一场家庭悲剧，对吴国来说也是一场灾难：数十名大臣或死或徙，甚至连丞相陆逊也因为太子说话，而被孙权严厉责备，忧愤交集而死。
　　酿成这一灾祸的根源，在于孙权偏听谗言，无端地产生废太子之心。以后的一切矛盾，都由此而生发。
　　此后不到两年，孙权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一生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孙权，最后竟以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儿子的败笔，为自己的生命画了一个句号，真让人感叹不已。这也许正应了宋人苏轼的那句名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