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原成都市32中67级5班 下乡知青 石建华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只好和工段长杨师傅简单汇报说明了情况,赶紧就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到了学校, 我把自行车存放在小学校的收发室旁边,向收发室的师傅打了一个招呼,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学校的大办公室。校领导迅速把我领进了大办公室里的一间小套间办公室,无须说半句客套话,他们万分焦急而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件大事。 原来学校里有几个在校学生突然失踪了,有一些学生向学校的老师反映,说我的小弟弟石喆可能知道他们的去向,但是他们从我弟弟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什么也不说,只好把我喊回来,要我做我弟弟的思想工作。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家里玩儿。我就把学校老师跟我说的事情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下,问他是否知道那几个学生的去向。果然,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 他说:"这是他们之间事先商量好的秘密,决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只好反复动员他,从家长找不到孩子心情如何焦虑等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不说。只说是为朋友讲义气,任何时候决不出卖朋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晚上,那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纷纷找到我们家来,向我弟弟打听那几个学生的大致方向。大概是那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问他,我小弟弟实在是推托不过去了。才说出那几个人从西门走了,原来打算是上西昌,又是我小弟弟为他们在地图上用(学生专用的)塑料三角板计算出来,出西门往西的方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我想我的小弟弟可能是把地图上的比例关系搞错了,计算结果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从西昌到成都的距离只有20公里,20公里等于40华里,按每小时8华里的步行平均速度计算,就可以徒步在5小时之内赶到西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他们非要到西昌去呢?因为是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个淘气,受到任课老师的严厉批评,任课老师还说过,要课后的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家访。这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做家访,一旦老师离开家,学生肯定要挨家长的打, 因为怕挨打,所以他们就准备出走。 他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西昌工作,据说他的父亲有枪,所以就决定到西昌去打游击。要上山当红军游击队,要同学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再打回来。他们具体怎么走的,真正的目的地是什么,走哪条路线,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些小游击队员娃娃们也真是太淘气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当时在解放军成都警备区当兵的老朋友,他当时在摩托连当连长,二话没说,他就专门给我调派了一辆摩托车,一个解放军战士开着摩托车。 在这一天,我就坐在摩托车旁边的偏挎斗里,和这位解放军战士一块儿,跑遍了成都市东西城区所有的派出所和大街小巷,整整奔波了一天,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 当天晚上,那几个学生的家长到我们家来打听消息,我们没有得到这几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新信息,也无法向家长们提供这几个学生的任何线索。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走了这几位学生家长,嘴里不停地说着大话安慰着他们,但是我心里的确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终于熬过去了,早上七点左右,我刚要拉开房门准备去上班,正好房门响了。 房门外面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顺手打开房门,发现两个十来岁陌生的男孩子站着门口,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这几天要找的那些孩子其中的两个。 我马上用两只手分别抓住把他们各自的一只胳膊,赶紧把他们拉进房门,生怕他们又飞了,经过我们短暂地盘问,这两个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出了另一条消息:楼下篮球场上还有三个。 我赶紧把自行车搬下了楼,放在楼下的单元门口以后,赶紧从篮球场上把那三个男孩子都带回我们家里,随口向我父亲说了一句:"这几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帮我看着他们,要看住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我马上到学校去找老师。" 说罢立刻跑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到人民北路小学。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简单地交换了情况,他们赶紧派人,分头到这几个学生家里通知学生家长,告诉他们:"学生已经都找到了。要他们到学校来接孩子。" 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家,我父亲已经到楼下的机关食堂买些馒头和稀饭让给这些孩子吃,这些小游击队员可真是饿坏了,四斤粮的馒头不够他们五个人吃,吃完饭以后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把他们这几个人都带到学校,把他们分别移交给各位家长…… 事后经过询问,我大致了解了这些孩子两天来的基本经过: 这五个孩子前天下午还在学校上课,打第一遍铃的时候他们还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里,打第二遍铃的时候这几个小家伙就一起逃出了教室,他们溜出学校大门以后,真的就往西门车站出发,一路上他们经过万担仓粮库、白马寺街、西北桥,到达西门车站,再从西门车站继续沿着向西面的方向,途中经过营门口、茶店子,一直向西沿着公路边步行走到土桥。的确有些走不动了,于是他们站在土桥场的街口四处观望。 此刻看见一辆机动三轮车停在街边,他们便不由分说都爬了上去。不一会儿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回来了,他也没有问一问车上的这几个人要到哪儿,二话不说就把车开走了,但是这车并没有继续向西行驶,而是调转车头往进城方向急速行驶,一直开到市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前才停车。 这一趟这几个孩子算是白跑了。但他们实在不甘心这次行动就这样失败。于是便在人民南路广场旁边的回民饭店里,他们每个人吃上一碗面条,然后继续出发。 这一次不走西面,改走了朝南的方向,他们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路线,这样一来无论是谁,任何人都已经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了。 这几个孩子沿着人民南路广场朝南面一直步行走下去,在当接近火车南站的时候,他们没有进入火车南站,而是下意识地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一个乡村竹林里蹲了一个晚上。事后我特意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躲在火车南站附近的竹林里过夜,他们的回答是担心和害怕有人会找到他们,同时更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节省钱。 真冤枉啊,那天晚上我和那个解放军战士的确也还真去过火车南站,还真的就在车站内外反复找过他们好几次啊。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孩子竟然会蹲在那个乡村竹林里挨饿受冷,在那里度过整整一夜呢? 第二天天刚亮,孩子们就赶到了公路旁边,路边正好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悄悄地钻进了这辆后车箱盖着棚布的卡车,司机发动卡车的时候没有发觉,便顺着公路一直向西南方向开去。 当卡车刚进入到双流县境内的一个小集镇,大概是司机想下车去买东西,在关车门的时候,他以习惯性的动作往车后扫视了一眼,正是这一回头便看见了汽车尾部的车箱棚布被掀开了一角,整整齐齐地露出一排五个孩子的小脑袋。 这一下可把这个司机气坏了,他大声地怒吼着,把这几个孩子统统都赶下了卡车。这几个孩子只得继续沿着公路漫无边际,毫无目标地往前走。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他们才走到双流县城。 这几个孩子在县城边上吃了一顿饭,饭后一算帐,所有的钱(他们出发的时候五个人所有的钱全部加起来不超过两块五角钱,在外面已经坚持两天了)都掏干净了,仍然凑不够饭钱,小饭馆里跑堂的伙计急了,便当场强行收缴了他们其中两个人的书包当饭钱才算放他们走。 下午,他们已经是饥寒交迫,又困又累,实在坚持不住,都不想走了,就在县城边上一个背静街道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家小旅店,只登记了一个床位,五个孩子挤在一个床上休息。 这些异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旅店服务员的怀疑,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请来了负责维护片区治安的民警,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民警通过询问很快就查清楚了这五个孩子的基本情况,马上把他们带到公路边,拦住了一辆军车。请解放军帮忙,把这五个孩子送回成都市区。 这位解放军司机大概也是一个马大哈。当把汽车开到成都进入市区以后,就把车上的这五个孩子给忘了,军车一直开进了成都军区司令部。 在成都军区司令部停车以后,一个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满脸严肃地问这个司机:"车上拉的什么?" 司机回答:"什么也没有,是空车。" 干部模样的人立即反驳道:"什么空车,我是在问,车上的那几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司机回答:"我确实给忘了,对了。是有几个孩子。" 于是他把途经双流县境内,民警要他把几个孩子带回成都的事情叙述了一番。干部模样的人对这位司机说:"反正你也没有吃饭,就把这几个孩子带着一块儿到食堂吃饭去吧,吃完饭把他们都送回家。" 这位司机向着车上的几个孩子摆了摆手,把他们带到部队的机关食堂,这一下,几个孩子终于可以敞开肚子,狼吞虎咽地吃上了两天以来的第一顿象样的饭。 饭后,这位解放军的司机要开车送他们回家,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家就在附近不远,可以自己回家,谢谢解放军叔叔了。" 离开了成都军区以后,这几个小游击队员仍然不死心,还想继续走。但又确实是走不动,就来到了当时府南河边,万福桥头的金华街内中国西南建筑工程设计院,混在该单位放学回家的学生人群中间,走进了大门,趁着天黑,悄悄地溜进了设计院大楼的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成都三月的夜晚是寒冷的,地下室里的气温就更冷。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等到了七点钟,估计我们该上班的都走了,他们这才来到我们家,想找我小弟弟搞点吃的东西,打算吃饭以后再出发,未曾想到刚一敲门就全部当了我的俘虏。 不管怎么样,小学校里的这几个游击队员总算是返回大本营了。 75年5月以后。全厂开展了生产大会战,我正在车间里上班,把完成的一套模型做完以后交给工段长杨师傅,他按常规检查完以后,满意地在我做的模型上盖上《合格》章后。 请看下一节《材料科的计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