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弟弟下乡了 原成都市32中67级5班 下乡知青 石建华 1974年,对我来讲,真是一个多事之年。有好事。也有动荡之事。今年我的三年学徒期满,开始拿一级工的工资;受聘担任过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参加过五冶建设总公司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这不,事情就到了眼下,轮到我的大弟弟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 1974年8月,成都市又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潮,虽然说这两年,知青下乡的政策比起过去,是有了一些松动,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像解放前国民党抓壮丁的办法,实行了二丁抽一。三丁抽二的基本政策。家里有两个子女的,按规定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拿一个去当知青下农村。家里有三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那两个就得去农村当知青。只要在家里排行是老大的,还有家里是独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都可以照顾,留在城里直接分配工作,不再上山下乡。 可是对我弟弟来说,上面的政策就是再好,他都摊不上照顾的份。第一,他不是老大。不能得到照顾。第二,对他来说,家里有哥哥和弟弟,不算独子。还是不能够照顾。这一回,他看来是在劫难逃,躲不过去了。 我的大弟弟今年在城北中学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这一次成都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给他分配的下乡的地点是四川省西昌地区冕宁县,就是当年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金沙江畔,刘伯承司令员和彝族头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的那个县。是距离成都市有一千多公里的大山区,光坐火车都得要十几个小时。就算是到了冕宁县城,最后到达公社和生产队,还得有几十公里。还有一段是公社到生产队的山路,那里是不通车的。得靠步行才能到达的。 虽然当时国家对上山下乡有了新的政策,家里排行是老大的可以不下乡,但是他在家里排行毕竟不是老大,小弟弟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而且我这个当哥哥的又在成都市上班,天天上下班都经过总公司门口,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总公司机关后面的大院里,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谁家里有几个人,都在哪儿上班,在哪儿上学,这些情况谁也无法隐瞒。 我的父亲在总公司机关上班,他领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登记表,我的大弟弟也许是看到了我,我这个当哥哥的,在农村当知青,没有花费什么事,仿佛父母没有操多大的心,在两年之内,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这个当哥哥,的确也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渡吗?我弟弟的的脑袋比我要灵的多,肯定能比我更早一些回来,所以,他也就毫不犹豫地填完了登记表,由父亲代他交到总公司的有关部门。 我弟弟很快就办完了下乡的相关手续,在家里就等着出发了。在这几天里,天天在家里,他也是心不在焉地,无论做什么事,都显得那样无奈和懒心无肠。犹如度日如年。经常哼着一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我当知青时经常哼着的一个凄凉小调。在家里面来来回回地转来转去。看到这些,我心理也很不好受,此时此刻我是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和我当初要离开家当知青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时不时地我也劝慰他几句,可他马上就对我发火了。立马就给顶回来:"知青你反正是当够格了,都已经调都调回来了,当然,站着说话你也就不嫌腰疼了。"话已至此,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无论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得进去的。在他的面前,我再也不提起有关下乡的话题了。 几天以后,我们的大院里进来了好几辆大客车(这些辆大客车负责把这批知青转送到成都火车南站,再由成都火车南站转乘火车到西昌。经过西昌转乘卡车到达冕宁)。来送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的车队即将出发,我们全家都从四楼的家里来到大院里,在篮球场的旁边等待着,大客车停好位置。打开了门,我把弟弟的行李先拿上车安顿好以后,再下车找到大弟弟,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和他交代着什么,小弟弟拉着他二哥的手,舍不得离开。我和大弟弟拉了拉手,告诉他,行李所摆放的位置。跟他说了一句话:"抽空多来信,农闲时就回来吧。只要好好地在队上表现,我相信总会有招工的机会,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弟弟跟我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过身就上车了。 大院里的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全部都上车坐好以后,车门自动关闭,这几辆大客车缓慢地驶出了大院,大院里所有的人都跟着这几辆大客车出了大院,来到了总公司的大门以外,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辆大客车,满载着我们的亲人,缓缓地离开了我们,驶向了远方。很多的人情不自禁地向着远去的大客车挥着手。不少的人都掉下了眼泪。在人群里,哪家没有当知青的孩子呢?当知青的孩子走了,离开了我们,去到远隔数千里之外的乡下农村。他们带走了亲人们的期盼,留给了亲人们无穷无尽的思念。等待这些知识青年们的将来的命运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些沉重的思念负担就像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人们的心上,令人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依然难以忘怀。 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和我弟弟下放到一个公社的知青,都先后调离了农村,我弟弟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六个知青,已经走了四个,我父亲和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商量了好长时间,我父亲最后决定利用到西昌出差办事的机会,找到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的老朋友想想办法。 我父亲一直就是一个万事不求人的人,为了我弟弟的事,只得低下头,厚着脸皮去求别人。到了西昌以后,征得那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多方协助,经过朋友托朋友,熟人托熟人,一个托一个地拜托朋友,找路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在西昌太和铁矿,为我弟弟弄到一个开电铲的招工指标,接受方的商调手续办好之后,我父亲连忙从西昌赶到冕宁,独自走了几十里乡村盘山简便公路,找到我大弟弟所在的生产队,把招工的事情告诉我的大弟弟。尽管当时这个工作岗位在西昌太和铁矿,是个开电铲的司机,但毕竟不是再当知青了,起码也算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再靠工分吃饭了。 十多天后,我的大弟弟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从生产队里临走那天,生产队里的那最后一个知青,用一辆手推车,把我的大弟弟的行李一直推到泸沽火车站,陪着我弟弟办完行李托运等手续后,他们就在火车站分手了。从这一刻起,我的大弟弟算正式离开农村,他不再是知青了。 我弟弟在当地办完了所有的调动手续,终于可以离开下乡几年的生产队。当工人去西昌开电铲了。生产队里最后的那个知青,推着手推车,拉着我弟弟的行李,一起从生产队到泸沽火车站的这一路上,两个人的心情完全不同。不难以想象,这两个知青兄弟的这一路上,我不知道他们该聊些什么话题。就要分别了,互相能给对方说点什么话呢? 当这两个知青兄弟在泸沽火车站分手以后,生产队里的那最后一名知青,当他推着那辆手推车,独自回到生产队的一路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很难想象,他是怎样才把那辆手推车推回生产队的。当他再回到生产队的那间知青住房,望着那偌大的空房子,又能说些什么呢?想当年,这间住房里挤满了一起下放来的知青,人声鼎沸,看如今除了自己以外,其他的知青均已席卷而去。就剩下他独自一个人,还要在这里坚守着。不知道还要坚守到什么时候。孤苦伶仃。心里又是啥滋味? 很难想象,他又在何时,才能离开那间房子,离开那个生产队呢?也许是明年,是三年,还是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没有人会知道,这个问题无人能够回答。人生前程的一片茫然,让那些个身在农村的知青们,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看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也找不到人生的希望。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了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赶紧向工段长杨师傅说明了情况,请了一天假,赶紧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北路小学校,见到了小学校长。 请看下一节《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