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月儿圆

　　我回来了，和童年的伙伴又相会了。
　　立春出身好，在大队的铁匠炉打铁，在农村，这是好活儿，一般人干人上的。他听说我回来了，打了一把炉钩子，一把煤铲子送到家里。
　　老六在四八一O厂工作，因工厂武斗和派别斗争，不敢去上班。
　　小梅子的爸爸被改造过，她家是富农，解放后他爸拉大马车卖这卖那，被定成投机倒把罪判了七年。她家也去过东北，住了没几年就回旅顺务农了。小梅子的四叔在沈阳体院。六O年自然灾害，学校解散了，回乡务农了。小梅子老叔也考上了四八一O厂的技校，因出身富农，只念了一年，也被勒令回家了。
　　小梅子爸属于内部犯，不＂戴帽＂，不管制。加上小梅子的妈十分贤惠能干，所以她没受太多苦，比我幸福。
　　我们回来不久，农场的公函就到了大队。一天，大队在批斗四类份子之后，大喇叭里喊爸的名字，让他上台。我在下面心怦怦的跳，不知他们会怎么处置爸。爸站在台上弯腰低头，听着大队治保主任念着农场来的公函，公函上对爸的评议很好，大队决定不给爸戴帽了，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农村讲究成份，我家是贫农只要不戴帽子，政治压力就小了许多。
　　刚回来，什么东西都要添置。锅碗瓢盆、劳动工具，退场拿回来的几百块钱今天抽一张，明天抽一张，到年底也没剩下几张了。
　　在农场吃的是白面，油也很多，生活是不错的。回来上顿下顿大饼子，苞为糊咸菜，真是难以下咽。我们都好说，小妹就不行了。她每天只喝一点糊糊，饼子一口不吃，小脸一天天瘦下去。我看不下去，去鸦乌咀买了几个火烧，藏起来，每天偷着掰一半给她。一天让爸看见了，爸不让我给，说：＂饿极了，就吃了。＂我不敢再给她买了，就这样，好长一段时间，小妹才由一口两口，渐渐地开始吃饼子了。
　　我们家还吃不下，别人家都不够吃的。没多久，就有人跟爸来借粮，说等到秋后分粮再还。我家的粮是回来后按政策标准到粮站买的带皮的粮，回来自己磨。别人家的都是生产队自己打下来的比较湿的粮，加上没有油水，没有副食，家家都不够吃的。
　　家里收拾了几天劳动工具也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开始跟姑娘们一起去干农活儿。家农村的活儿，我什么都不会，一切从头学起，好在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肯出力，肯干，很快就上手了。
　　我们离开农场后，农场三四天一批，往回遣返。不久，第一批知识青年进入农场。他们就住在原来犯人住的监舍大院里。后来，只遣返就业工人本人及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已就业的不再跟随走了。原因是大批机耕队的人员都走了，机械都无人使用了。知青刚来，短时间内根本顶不上去。春耕播种都是问题了，故有极少部人极幸运地留了下来。听说，欧阳老师也走了，他们那批开始还不准回原籍，而是安置在黑龙江省各农村。
　　紧接着，上海的、哈尔滨的、齐齐哈尔的、鸡西的青年陆续来到农场。原来农场的没有工作的青年，跟他们一起，被编成连队，下面也分排分班，类似建设兵团的样子。战时保家卫国，平时戍边垦荒，这可能就是毛主席的决策。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天天播送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动员，单位动员，街道动员……都要积极地把孩子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
　　自从我回来后，与几个朋友始终保持着联系，我的目的是随时了解情况，我不相信会总这么乱，我坚信我的不公正对待，总有一天会得到纠正。
　　北鸦三队是个蔬菜队，地少人多，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菜园子。队里有三辆马车，每天早上拉着菜送到旅顺市内的菜点上。还有一部分地，种些麦子高粱地瓜玉米，还有秋天的白菜萝卜。打下的粮食按定量分给各家，地瓜5斤合一斤粮。所有的粮也只够分八九个月的口粮，余下不够的国家补贴，到粮站去买带皮的回家自己磨。油也是国家供应，每人每月一两。
　　刚回来，吃的还不好说，最难的是烧的。烧什么？市里供应每人每月二十斤煤，队里的玉米秸都留着喂牲口了，地瓜秧子都留着喂猪，总不能吃生的吧。头一年，爸领着我们几个借了辆人拉小车去了小东山，去刨草皮，刨一块草皮，打掉土，抖好了放在车上，回家再晒一晒，刨了好几天，家里有一小堆了。有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山来，说我们破坏了水土保持，问我们是哪的，第二天再也不敢去了。
　　听到刮大风，各家的壮劳力都起早去旅顺拾树叶。我家没有车、麻袋之类的工具，都等别人家拾完了，再去借。我领着大弟去几次，拾几趟。每天烧饭真都是瞅着锅底烧，能省一口火就省一口，有时饭都是不太熟透的。后来爸也花钱弄了辆车，自己家方便多了。在鸦乌咀那几年，去拾树叶，自己拉着车，小弟在后面推，拾得多了，做饭时就敢多添两铲子了。
　　生产队有时人多活儿少，就让我们轮着干。有时让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干，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就不让干。因为干活儿才有工分，有工分年底才有钱。大弟回老家后，只念了几个月书就不念了。原因是上学也不上课，不学知识，只闹革命，学点语录、诗词报纸材料。生产队大部分孩子都不念了。大的去队里干活儿，还挣点工分，小点的不让干活儿，就在家里干点什么。于是，我求张队长让大弟到队里干活儿，张队长同意了，没想到有几家也有半大孩子的，看见大弟让干活儿了，就跟队长吵了起来。最后张队长决定，让这几个半大孩子都拉小车去城里捡粪。大弟那里十五六岁，整天拉个车去城里捡粪，也没什么吃的。早晨就包了个饼子，也没有菜。一天天在市里各单位各居民区的厕所里，猪圈牛棚里窜。晚上拉满一车粪从旅顺或太阳沟往家走。回来送到粪场，有人给估算多少，再折合成工分。那一年，大弟捡粪挣的工分不少，加上家里我和爸挣的工分，应该能剩余些钱，可结算下来，每个工（10分）才合六角七分钱，全家人辛苦一年，到头来，只剩下二百多块钱。
　　回来以后，大妹开始也干活儿了，我是和大姑娘们一帮的，她找的是和她同龄的一帮的，每天都干一样的活儿。大妹在家时因为有我，她有依靠，什么脏活儿累活她都不上前，到生产队干活儿，她就显得不够泼实。头年年底评工分时，全队的男女老幼都坐在一起一个一个评。先是每人讲自己的表现，提出自己要的工分，大家再提，同意不同意。大部分同意就过了，有不同意的，就提出他干活儿有什么毛病，你同意给他几分，大家再举手。第一年大妹才被评了6分，跟老太太工分一个标准。那时女的最高工分是8分，男的是10分，全生产队也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是女的7分、7。5分，男的9分、9.5分。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干得再好也评不上最高的工分。
　　在鸦乌咀的几年里，我才真正品偿了人生的困苦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