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到如今香涛笔记体小说

　　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这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更像一条纽带，它把古老的变幻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历经百年风雨，似乎暗淡过，但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完全断开。
　　让人好奇的是，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可以说得上是发展得方兴未艾，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亲历者，以及足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讲述得生动且透彻。作者香涛是资深行业官员，熟稔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史，他在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才有这一笔记体小说的问世。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历史的脉络整理成集，以小说的形式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保险业自19世纪到如今的发展历程。《金融理财》杂志摘录了《保险到如今》中的一篇文章，之后会持续刊登后续的文章以飨读者。第五篇 虚幻迷空：民国保险业繁荣与失序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中国保险业处在发展的初创阶段。然而阅读有关史料时，眼前的文字竟讓今天的人们感到十分诧异甚至意外，因为在那一段不短的时光里，无论是全社会投资保险的热情，还是开拓保险市场的勇气魄力；无论是社会各阶层对保险的关注，还是保险总部机构成立不断刷新的数量；无论是保险公司专业化经营的市场细分，还是保险产品涉及保障领域的广泛，都让今天研究、关注亦或从事保险业的人有不小的吃惊，甚至产生一种错觉，眼前的记叙，如果不是虚假的话，难道竟是一段保险的＂黄金时代＂吗？
　　让人吃惊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国共两党势同水火的斗争和政权迭代，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如今，对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真实历史面目的揭示和介绍相当不够，留在我们很多普通人的记忆里的，几乎都是老电影里面那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镜头：城市里经济惨淡，工人们受尽盘剥，有钱人灯红酒绿；乡村间农民极度贫苦，被地主压榨成＂干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苦不堪言，当时全中国从南到北无处不是民不聊生、饿殍遍地、经济衰败。这种类似人间地狱般的印象，对于理解民国时期保险的那一段迅猛发展，是一定会产生困惑的。
　　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保险的发展，确实呈现了异军突起的姿态，确实表现出快速发展、一派兴隆的局面，这在实际上有违我们的简单判断，打破了惯有的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再次印证在民国保险行业身上。
　　以当时商业经济最发达、保险发展最集中的上海为例，早在1911年之前，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上述公司的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如果按经营险种分类：水火险（大致如今的财产险）19家，专营水险3家，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混业性质）的1家。而70年后1980年保险业全面复业，全国保险市场主体仅仅一两家。民国之前，民营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其实已经渐露端倪。
　　此后进入民国时期，这种势头更加蓬勃。如果按三个阶段划分，即自1912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保险公司总部数目是87家，平均每年增加3家；1937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数字增长到106家，平均每年增加2家；而1945年至1949年仅仅4年不到的时间又达到了186家，平均每年增加20家。总起来，民国38年间，上海地区保险机构总部增长745%。
　　伴随着数目的爆发式增长，民国时期保险业所覆盖的保障领域也相当广泛，保障范围与当时经济发展契合比较紧密。粗粗统计，民国时期保险险种包括了水险、火险、意外险、邮政（包）险、信用险、装卸险、船舶（壳）险、再保险、兵盗（匪）险、汽车险、火车险（铁路险）、茧钞（子）险、航空险、爆炸险、牲畜险、玻璃险、利益损害险以及储蓄保险、团体保险、终身寿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薪资储蓄养老金保险、普通储蓄寿险、分期还款储蓄寿险、儿女教育年金保险、儿女婚嫁立业保险、海陆军人保险等。此外还有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险种，如＂白银运输保险＂，1935年11月民国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收兑银元，白银全归国有，同时秘密将大量白银运往英美换取黄金作储备基金。为了保障安全，国民政府指令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秘密办理＂白银运输保险＂。＂战时运输兵险＂，抗日战争爆发，保险业按常规停办各种兵险业务，政府为了加强后方经济实力而动员厂商内迁，但工商界怕被炸毁而顾虑重重。为此，政府拨款1000万元作基金，指令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办理＂战时运输兵险＂。1937年10月1日上海率先开办，然后全面展开，历时8年，共收入保险费47971万元，赔款37450万元。＂战时陆地兵险＂，抗战爆发后，大量厂商内迁，工商界仍惧敌机轰炸惨遭损失，政府又于1939年夏再拨专款1000万元，指令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及时举办＂陆地兵险＂，这比运输兵险的风险更大，因地域主要在重庆，厂矿物资集中，期限很长，所以企业踊跃投保，极受欢迎。自当年12月7日起至1945年8月止，保费收入约为5000万元，赔偿率80%左右。上述两项兵险的开办，对坚持抗日战争作出一定贡献，也是当时国际保险业的首创。粗粗统计，出现在有关历史文献中的民国时期在售险种超过30种，而1911年之前的保险公司，大概只有五六种。相差400多倍。民国时期险种的数量，即使在1949年之后直到2000年的半个世纪的时光里，都属顶峰。
　　民国时期的保险涉及领域之广泛，令人咂舌。基本涵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政府政策甚至军队和士兵保障。在1949年之后，其中很多保险被停办了，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才又陆续开办。比如农业保险。
　　中国是农业大国，保险进入到中华古老帝国的土地上，虽然先是宿主于商业贸易，但是随着发展必然会适应中国经济的特点，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相结合。这种结合最先在民国时期出现，毫无悬念地证明，这个时期中国保险业已经渗透到这个古老帝国的核心血脉。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保险的开办和商业化，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934年，民国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上海银行牵头，指导安徽省和县为保证实验区发放贷款资金的安全，成立了乌江耕牛保险会，举办耕牛保险。这是中国现代保险史上最早的由农民自发建立相互保险组织之一，具有互助合作的性质。1936年，江西省农业院兽医组在临川组织成立了耕牛保险社。1939年，国民政府农本局在重庆农业试验区成立了家畜保险经营处，开办生猪保险。以上三个保险组织都具有互助合作性质，希望利用农民自身的力量将农业保险实施下去。
　　之后，1944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原是中国农民银行于1940年成立信托处保险科的基础上扩建创办，是旧中国官僚资本举办的公司。董事长陈果夫，总经理顾翊群以及继任李叔明。公司人员多时达到一百多人。除在武汉设分公司外，全国各地都由中国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为代理处，达97家。除水火保险、盐运保险、茧钞保险之外，开始经营办理农业保险。业务来源主要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贷款押汇抵押物资的保险，农本局的花纱布、中粮公司的粮食、中茶公司的茶叶等物资的库存火险和货物运输保险等业务。上海解放后该公司停业清理。除了互助性质和官办性质的保险外，还有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试办形式。如1945年成立的重庆泰安保险公司，就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经营。
　　然而，民国时期试办过的农业保险组织和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专家们总结原因：第一，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保险意识，政府虽参与了保险机构的成立，但对农业保险应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模式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给予足够的重视。就是典型的任其＂自生自灭＂。第二，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参与农业保险试办中，由于农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特性，不愿意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农业保险之中。说明农业保险经营，不仅要有热情，更要尊重科学规律和商业保险规则。第三，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虽意识到了农业高风险的特性，对农业保险也有一定的需求，但自发组织成立的保险机构因缺乏科学合理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不能将农业保险承办下去。总而言之，民国时期经办农业保险的教训说明，没有政府的有力介入，特别是政策引导、组织支持和财力投入，是根本无法推进这项制度的。
　　农业保险的难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了一些年，但无论是规模和范围都比较小，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2007年，中国开始尝试探索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这一年中央政府财政部正式试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和四川等6省（区）的5种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给予10億元的预算额度补贴，对全国能繁母猪保险给予11.5亿元的预算额度补贴。1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已有上百年农业保险发展史的美国。农业保险开办区域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承保农作物品种达90多个，基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个领域。功能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器＂。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成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的重要渠道。蔬菜、生猪等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不断拓展，风险保障从传统的保自然风险向保市场风险拓展，促进解决＂菜贱伤农、菜贵伤民＂问题。人工干预天气、无人机航拍等新技术不断引入，提高了农业保险科技水平。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合作不断深化，提高农户风险抵御能力和还贷能力，帮助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农业保险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亮点。2013年，中央财政补贴保费120.38亿元，而农业保险保险金额达到1.39万亿元，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杠杆率超过116倍。通过保费补贴政策，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又充分利用了保险公司的现有资源，有效发挥了公共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农业保险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成为各级政府部门贯彻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做好＂三农＂工作的有力抓手。
　　民国时期保险机构数目的增长，背后是保险成为当时社会投资的时尚，众多财阀巨贾、社会名流、政党组织、金融大亨、江湖枭雄纷纷染指保险行业，使这个本该默默无闻、稳健经营的金融小弟，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网红＂产业。比如1914年4月2日成立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就是内阁总理唐绍仪联合著名法学家、外交人士伍廷芳，集资100万元创办的。先施人寿保险公司，是由香港著名的先施百货创办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卢作孚牵头，吴晋航、卢绪章、严燮成、魏文翰、杨成、杨延修等主持成立了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国民党大佬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也是名噪一时。而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首任董事长竟然是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也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也纷纷涉足这个行业。由于当时保险行业利润比较丰厚，社会地位比较高，并且通过注资、联保、分保等形式，可以联系更多金融保险机构，无论从筹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还是深入国统区经济界搜集情报、团结财经金融战线爱国人士，周恩来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关注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前面提及的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地下党机构＂广大华行＂为提高社会地位而创建的保险公司。
　　所谓＂广大华行＂，由卢绪章、杨延修、程恩树等进步青年于1933年在上海筹资创办，主要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后来发展为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国统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机构。从最早充当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站、搜集革命情报，到保护爱国人士，提供革命所需药品，为党组织筹措经费，受周恩来同志和党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广大华行与民生实业公司为双方代表合作，各方筹集股金500万元，资本总额为国币1000万元，董事长由交通部次长、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聘请杨经才任总经理，由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卢绪章任协理。杨经才逝世后，1945年1月董事会决定由卢绪章继任总经理。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来源重点为民生实业公司的50余艘船舶保险和长江的货物运输保险。这家公司于1943年11月11日成立于重庆（当时国民政府驻重庆），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10月总公司迁上海。1942年5月11日开业的大安保险公司，其实是地下党员、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谢寿天获得中共上海地下党批准和支持，邀集陈巳生、郭雨东、董国清、关可贵、龚汇源等人发起集股组建的，注册资本法币5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刚开始设在广东路51号大来大楼，后迁北京东路356号国华银行大楼。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北平设分公司，武汉、无锡、苏州设代理处，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这家保险公司十分活跃，积极参与发起组建＂大上海分保集团＂，支持＂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职工运动，谢寿天、陈巳生以＂大安＂合法身份参加保险界、金融界、工商界的上层社会活动，开展统战工作。在国民政府规定增资的困难时刻，当时地下党拿出100两黄金，通过验资得以继续营业。解放后1951年11月＂大安＂将公司所有资产上缴国家作为公股，联合其他12家民营保险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52年1月1日共建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
　　民国时期的保险总部，除了占据多数的水火、人寿等综合性公司外，还诞生了一批专业性的保险机构。1930年1月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成立，这家位于上海宁波路40号上海银行大楼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信用保险和火险，既是第一家信用保险公司，亦是唯一专营信用保险的公司。它试图以信用保证保险制度，替代当时各企业要求员工必须提供殷实铺保的办法，但经营结果并不理想。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保险事务所，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附设集团性的＂自保公司＂，专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系统内所属单位提供保险服务，办理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也就是所属纺织工厂和经营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纺织原材料及产成品的火灾保险，以及各种物资在运输过程中的运输保险等，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自保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信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等，这些直到今天都属于专业性很强、市场出现也并不很久的保险专业机构，竟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试水了。唯一的解释，就是那时候人们对保险的认知并不肤浅。
　　雨后春笋、琳琅满目、热点时尚、风云际会……，乱花渐欲迷人眼，在民国保险业光鲜的背后，其实充满着混乱和无序。在整个民国时期，没有一部完整成熟、落地执行的法律文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监管组织和一整套完整的监管规则，没有政府高层真正地重视和研究。无论投资保险业，还是运营保险业，都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引导和规范。还曾经出现让一个官办保险公司管理所有保险机构的事情。1944年7月1日，汪伪政权成立了专门保险机构——中央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并入，并由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任董事长。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公司竟然担负了政府监管职能，＂对一般保险公司有业务上之监督指导及各地保险同业公会指导之权＂。撤销了保险监理局，明令中央保险公司专设检查机构，委托其办理关于保险公司的注册、监督、指挥事项，完全取代保險监理局的职权，名义上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凌驾于所有保险公司之上的保险公司。将公司经营与行业监管搅合在一起，可以想见其混乱无序之状。
　　民国政府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金融业普遍缺乏规划和监督管理，这一方面是当时国内战争连绵不断，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三年内战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国家经济的重点是为了所谓＂统一＂＂剿匪＂，同时蒋氏政府腐败情形越来越严重，金融、保险不但没有管好，更成为他们攫取财富、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汪伪傀儡政权作为侵华日军的走狗，横征暴敛，更是直接给民族经济带来巨大灾难，另外，缺乏金融监管经验，缺少对保险监管的认识，也成为了民国保险行业发展失序的重要原因。
　　畸形发展、无序经营、缺乏监管一直持续了近40年。在自生自灭、任其生死的形势下，民国时期保险业呈现出了非常典型的扭曲和畸形。保险机构总部过于集中到上海、重庆、广州等极少数城市，特别是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总部占比超过80%。这表明了国民政府在规划保险机构布局方面，几乎完全放任不管。保险经营和投资基本没有监管，导致不少保险公司生生灭灭、自生自灭、快生快灭，给投资人、投保人和被保险者都带来很大损失。1941年8月18日开业的华泰保险公司，主要经营水火保险业务。后由黄寅初改组成立＂华泰产物保险公司＂，自任总经理，迁址四川。以后又由＂华泰＂出资以黄寅初之妻毕弗溢出面又开了＂鸿福产物保险公司＂，毕弗溢任总经理。名义上两家公司，两块牌子，内部实系一套班子，一处办公，40多名员工分别列在两家公司的花名册上。幕后总老板黄寅初视保险为＂赌博＂，把全保保费现钞扣为己有，故意不按分保合约办理再保险，违背保险原理和诚信原则。承保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轮＂，于1949年1月28日驶往台湾途中与他轮相撞沉没，因未分保，黄寅初与毕弗溢夫妇立即卷款大约20万美元潜逃。后国民政府虽要求上海同业公会查办追索，但结局是不了了之。民国时期成立的中国再保险公司，董事长是罗北辰。罗后期全权掌握财务大权，公司原本有限的资金经不起蒋氏政府治下恶性通货膨胀，罗还动用巨额公款为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费，最后一部分资金又被调去台湾，公司倒闭。
　　掩卷长思，恍如梦境。自19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初步发展，给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外资外商在保险领域的攫取，众多有识之士决心壮大民族保险业。于是，中国保险业确实呈现了十分难得的一段发展时光。那个保险的＂黄金时代＂，应该说为中国保险业的成长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懂保险、会经营的人才。但是，其貌似繁荣蓬勃的里面，是设立的无序、监管的缺失、投资投机并存、规则自律漠视，各种乱象至今令人叹息，并且值得思考和借鉴。国家的保险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给与高度重视和严格监管，绝不能像油盐铺那样任其成立和倒闭。事实上，民国时期众多的保险机构，就类似于油盐店，所造成的风险只能由客户、百姓自己承担。这种金融风险的完全敞开和不顾，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秩序极度失控的表现，更加剧了蒋氏王朝的最终覆灭。
　　两相比较，繁荣和失序，让民国时期保险业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