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具体要素上要有法律约束

　　在北京会议中心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坐在记者对面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光看外表很难把他与＂麻辣委员＂的称号联系起来。正是这位外表斯文的政协委员一直在为公开政府财政信息，实现＂阳光财政＂而四处奔走。他就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自担任政协委员以来，他每年都会准备多份提案，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关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袋子＂。2008年他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今年，他的提案从＂阳光财政＂延伸到了国有资产透明以及《保密法》、《预算法》的修订意见。
　　＂阳光财政＂应有明确的目标
　　《新理财》：您之前的那篇＂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的发言稿非常有力度。但是财政信息公开一直还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您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蒋洪：首先是跟利益有关，一旦公布，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比如，在我的调查当中发现，去年排在前列的那些省份，今年的平均分都有所下降，而去年落后的省份，今年又有些进步，这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观望，观望其它省份的公开力度。因为信息公开化关系到他们自身的财政情况，比如像＂三公＂消费，或者一些不正当的消费，一旦公开，难免遭到舆论的谴责，地方政府是要负责任的。第二是跟官员手中的权力有关。因为透明就意味着要受公众监督，当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众说纷纭，这会使领导执行自己的意志受到牵制。另外还有一些阻力来自于现行的制度，这些制度对＂透明化＂的进程产生了制约，例如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什么应该公开，什么属于保密范畴，一旦触犯法律，地方政府无法承担后果。
　　《新理财》：您怎么看广州去年10月做出的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破冰之举?
　　蒋洪：我看过广州预算的网站，也去过焦作调查，我觉得这是在＂阳光财政＂上跨出的一大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为什么主张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公开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从中发现问题，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能够把不适当的花销从中识别出来，在事前能够提出质疑，在事中能够进行制止，在事后能够追究责任。但是广州的预算公开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比如说，网民质疑＂三公＂消费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新理财》：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1月8日提出了＂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的方针，这次人大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上也指出了＂财政政务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及时性和透明度逐步提高＂，这是不是意味着财政信息公开是下一步政府工作的趋势呢?
　　蒋洪：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积极地举动，但是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一是时间进程必须明确，在多长时间内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现在说的＂逐步＂提高，＂逐步＂究竟怎么定义?比如说我在《2009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里提到了，去年中国财政透明度为21.71(满分为100)，今年的评分是21.87，增长了0.16，很＂准确＂地体现了＂逐步＂这个词，但是按照这样的进度，我们什么时候能达到及格?国务院最近有了一个表态，在两到三年之内把中央的部门预算向社会公开。我认为这个时间节点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赞赏的。但它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统一的时间进程。第二个问题是在透明的程度上，应该给出明确的目标。规定应该公开的具体内容，否则就算是公开了，也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别说老百姓看不懂，我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立法亟待跟进
　　《新理财》：您今年的提案和去年提出的＂阳光财政＂有什么区别呢?
　　蒋洪：今年的提案是建立在＂阳光财政＂的基础上的，因为去年广州预算公开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今年我提出的是财政信息公开应该细化，国有资产应当透明。我的意见是应从法律上明确界定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所有的公共资金和公共资产都应该在公布之列。其次要明确公开的细节，要让老百姓看得明白，看得具体，看出问题。三是公开的方式上，尽可能的利用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最后公开的时间要有界定，明确在多长时间内需要公开。
　　《新理财》：您刚才谈到了《保密法》阻碍了＂阳光财政＂的推行，您今年的提案里也提出了关于《保密法》修订的意见。
　　蒋洪：《保密法》不修订，＂阳光财政＂不可能顺利进行。因为《保密法》没有明确说明，只是笼统地强调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秘密事项属于保密范畴，但这个帽子太大了。虽然在根据《保密法》制定的相关文件里明确说了＂各级政府预算在公布之前属于保密范畴＂，这句话相当蹊跷，公布之前属于秘密，那么是不是公布之后就不是秘密了?现在对公布的时间，公布的内容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对保密的范围加以法律的界定，如何界定?我认为应当对非保密范畴内的信息首先加以法律界定，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面规定的应当主动公开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政府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应当首先加以法律界定。＂阳光财政＂下一步如何向前迈进，我认为要先从立法方面加强国家的法律建设。
　　《新理财》：那么《预算法》的修订是否也有必要明确国家财政预算中应该公布的内容呢?
　　蒋洪：这个非常有必要。现在大家在国家预算信息要公开这一点上没有分歧，公开的原则是确定的。分歧出在法律里是否要明确界定到底谁负责公开?公开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公开的时间和详尽程度如何?曾有一位官员跟我说，《预算法》从94年制定以后，没有一个人违法。这就说明法律本身存在一定问题，太过笼统，不能形成制约。我认为在很多具体要素上要有法律约束，要让法律发挥作用，这样政府才能＂依法理财＂，否则＂阳光财政＂就会变成一种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