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我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保持乐观情绪,主要归功于我和伊蒂丝.芬齐的爱情。在三、四十年代我就认识她:当时我同布林.莫尔学院院长的表妹结婚,经常去这个学院,而伊蒂丝也在这个学院教书。1950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伊蒂丝也来到纽约,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没过多久我们就难以忍受隔洋相望的分离状态,她移居伦敦,而我住在里士满,我们可以经常见面。这段时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在里士满公园,我们在一起回忆往事,有许多是对童年的回忆。谈到童年的事情,件件清晰如昨,我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在这种叙说中,我有一种新鲜感,还有一种安然的快乐。这种因回忆而产生的快乐,让我几乎忘记了核威胁的问题。我走过里士满公园,走过科尤花园,在我童年居住过的篷布洛克庄园散步,以前的事情就像一幅幅图画浮现在我脑海里。庄园里有一汪泉水,当时我很怕水,家里人雇了个男仆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抓住我的双脚,将我倒挂起来,把我的头泡在水里。按照现代教育的观点,这种方法是不好的,然而实际上很管用,仅此一次,我的恐水症就完全治愈了。 我和伊蒂丝的家族都有一些值得叙说的传奇故事。据说我的家族兴盛于亨利八世,他是我的家族始祖的保护人。据说我祖父在1815年发表演说,力争不要反对拿破仑,这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的事。他在去厄尔巴访问时,拿破仑待他十分亲切,甚至还揪了一下他的耳朵。一次伊朗国王来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里士满公园时正碰上下雨,他只好到我家庄园避雨。我祖父为庄园房屋狭小而向客人致歉,而伊朗国王的回答是:"房子是小了些,但这里却住着一位伟人!" 伊蒂丝的家族似乎更具有浪漫色彩。在1640年,她的一位先祖被印第安人绞死,还有一个说法是带走了。她父亲及其家族饱受磨难,她父亲年幼时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全家曾在科罗拉多开垦荒地,但没有干多长时间。她还记得自家的阁楼上堆放的那些马鞍等用具,当年她家里的人就是坐在这些马鞍上从新英格兰来到费城的。他们在乱石林立的山谷溪流中划着独木舟而行,有时还得涉水。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伊迪丝家族分裂为南北两派。其中兄弟俩,一个是南军的将军,一个是北军的将军,最后这个南军将军不得不向自己的兄弟投降。她自己出生于纽约市,也在那里长大。她记忆中的纽约,街道铺着鹅卵石,跑着马车,那时还没有汽车,这跟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纽约是一样的。 这些回忆让我们感到愉快,但终究不过是给过眼烟云增添一两缕光彩而已。而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会作为传奇增添到家族的历史中去。一天早上,我们正在科尤花园散步,远远看去,有两个人坐在长登上。忽然,其中一个跳了起来,向我们飞跑而来;跑到我跟前时,他跪了下来,拿起我的手吻了起来。我大为惊讶,十分尴尬,不知道怎么办好;同时他的举止又让我有些感动。伊蒂丝的反应也跟我一样,不过她很快就镇静下来,了解到他是一个德国人,现住在英国,他为了某个事情而向我表示感谢,但我们始终都没有搞明白是什么事情。 我们经常有长时间的散步,在里士满,在伦敦,沿着泰晤士河,或者在公园里,或者在闹市区;有时我们还驾车去更远的地方游玩。一次驾车出游,在朴茨茅斯出了车祸。一辆农场的货车把我们撞了,而我们的行驶是正常的。我们的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许多目击者为我们作证,我们是完全没有过错的。一位好心人邀请我们搭他的车走,尽管车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坐他的车到了吉尔福德,然后坐出租车到布莱克,那是我们原先计划去的地方,我小时候曾在这里住过。我记得两岁时,家里人要我站在野地里朗诵诗歌。我们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看了不少戏剧演出。我的堂兄邀请我们参加一个宴会,是为国立美术馆装饰竣工而举办的,那里还陈列有我的一幅画像,跟我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画像排列在一起。雅各布.爱泼斯坦希望为我雕塑一座半身像,我欣然同意,同他配合完成了这件作品,现在这座塑像仍然保存在我手中。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都很琐碎,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当时我们心有灵犀,两情相悦,所处的每一件事情都披上了一层灿烂的色彩。我们是那样幸福,以至于忘记了可拍的外部世界,只知道"我和你"。我们发现,我俩不仅非常相爱,而且情投意合,志趣一致。伊蒂丝没有多少哲学和数学知识,而我对她掌握的一些东西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有着相同的为人处世之道。我俩对我们的伴侣关系越来越满意,这种满意的程度还在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一种持久稳定的幸福,形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牢固基础。 我们第一次远距离旅行是去枫丹白露。那里的环境是那样安静,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我们度过一段十分幸福的时光。在那里我们大吃特吃新鲜草莓和奶油。我们去了巴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法国广播电台给了我一大笔钱,作为我以前为他们进行工作的报酬。我们用这笔钱举办了一场来人众多的午宴,还办了其它几件大事。我们逛了多莱利花园,还参观了巴黎圣母院,不过我们没有去参观枫丹白露的城堡。我们在一起经常开怀大笑,有时不为什么就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有几次去巴黎度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那一次,我们打算整个假期都花在旅游观光上。我俩都长时间在巴黎住过,但我从来没有去过值得一看的景点。这次我们坐船游览塞纳河,去许多风格各别的教堂和画廊参观,在花鸟市场悠闲地逛着,心情十分愉快。但我们也有一次不那么愉快的遭遇:一天我们去圣女小教堂,里面站满了冰岛人,正在听导游介绍教堂的情况。这些人一见到我,就不再听导游讲解,而将我围了起来,当成一个"景点"了。结果弄得我几乎没有办法参观这个教堂,到现在也记不清它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952年春天,我们去希腊旅游。我们先在雅典住了一些时候,然后驾车去伯罗奔尼撒半岛游玩,大概花了十天时间。在雅典,我们跟其他所有游客一样,首先去了卫城。我们原想走近路,结果走错了方向,走到卫城的背后了。因此,为了到达目的地,我们只得沿着崎岖小路攀援而上,还得穿过带刺的铁丝网。等到我们抵达那里时,两人都累得够呛,身上还有多处被铁丝网刮破,但我们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后来我们又多次去卫城,走的都是常规路线。卫城沉浸在月光中,呈现出一种幽静的美。突然,身边有人说话:"您是罗素先生吧?"声音听来怪怪的,每个音节都被重音所强调。原来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 ——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