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管理者,许多时候对师生的言行,就应该有选择性地"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史记》中有"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说法,一个校长要是时时处处都太精明,其实是很可怕的。况且,站在发展的角度说,人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作为某种思维自觉和行动自觉而固定下来,撼泰山易,撼习惯难啊!尤其是个性影响下形成的习惯,它是需要慢慢影响、慢慢改善的,甚至有些习惯一辈子也改变不了,因为它还有一个风俗或文化的问题。比如,你一定要想让回民吃猪肉,可能吗?道德吗? 每每在校园里行走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不顺眼,但是,当当事人已经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总是会想着那天的一幕:当校长期间我习惯身披着晨曦的初辉,步行到操场上去看学生的早操。有一天在往操场的半路上,隐隐看到教学楼的窗口里跳出来一个孩子,当时很想赶上前看看究竟,但终于还是忍了。只见那孩子边跑边穿外套,从模样上看,原来是个女孩,她似乎也感觉到了后面有人,回头一瞧竟是校长!于是,立马加快了步伐,赶到操场队伍里去了。 因为对方已经觉察到了,与其戳破窗户纸,让双方陷入尴尬的境地,倒不如"心有戚戚焉",装装糊涂,甚至你还应该绕道走。教育的智慧就在于"点化",而巧妙的点化和粗暴的说教,虽然看似失之毫厘,而将来的效果却差之千里。管理者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是将自己摆在一个权威的位置上,从道德高地和学术高地颐指气使,而很少去顾及具体情形的。教育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我们总是想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刻模每一个生命的个体。 诚如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所说,"针对不良倾向、嬉闹和涣散所制定的工作纪律是必需的,纪律能控制滥用自由的任性"。但是我们又太过迷信纪律,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标准"和"权威",时间长了,教育被人所诟病的机械、僵化等问题就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又少有人注意到雅氏的下一句忠告"人们从小不假思索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的一生"。也就是说,孩子们身上许许多多的毛病,都有其根源,许多情形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教育是慢的艺术",就别有一番意蕴。 我们为什么习惯于呵斥的教育?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校里"游荡着权威的幽灵,对此学生也不反抗",这种"权威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稚嫩可塑的本质里"了,这样的教育必然使他们将来"在下意识里只知道服从与固执,却不懂得怎样自由地去生活"。于是,中国教育就成了某种自上而下的驯化术,校长是"厂长",教师按技术的熟练程度,被分成"熟练工"和"初级工",学生则是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而整个生产过程是遭到严密监控的,任何不和谐的杂音、任何锋利的棱角都必将被权威的"谆谆教导"所同化,待到在同一个炼炉中格式化后,再浇铸成千人一面的"标准件"。 而教育真正要努力使我们和学生明白的是:"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于我们的想象力、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间"。教育,永远是属于"人之为人"的事业,而在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是最为珍贵的。"如果教育成了权威,那它就失败了",如果我们对那些"看不惯"总是喋喋不休,那我们的师生最终的走向,就有可能成为只听使唤的工具了,我们所期待的独立精神和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了。但真正叫人心痛的是,这些道理正如杜威所说:"理论上无人不知晓,实践中又无人不违背"。 一个人如果不能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更多元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他就不可能做真正的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沉下心来,褪去所谓"权威"、"学霸"、"专家"的光环,俯下身来,慢慢去等待,细细去提醒,当生命渐渐觉知时,不要急着去打扰,而是乔装不知、不觉、不察、不问,让其自有的生长和壮大,而到某个关键的节点时,再悄悄用手扶一扶,用肩顶一顶,用目光、用感情、用心灵暖一暖,让生命长成其本然的样子,让生命真正在自己的天命里找到各自的价值和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