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困境第六章右派分子

　　本章故事全部为虚构，如有巧合，纯属雷同。
　　——题记
　　我告诉徐立安说，我在1957年7月就被打成了右派。——那顶右派帽子我是自愿顶替别人戴上去的，没想到这一戴就摘不下来了，一直戴了22年。——那年7月底，我只身回了小镇一趟，一是回来取一些生活必需品，二是跟父母道别。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此一直到他们去世都没有回来。
　　那是1957年5月，上级再次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做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这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像费孝通、王蒙、钱瑞升、彭文应、丁玲、冯雪峰、张贤亮等人，全都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蒙冤受屈20多年，许多右派分子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更是不乏其数。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从小老实巴交的，从来不会干出什么越格的事。大学领导见我学习上进，家里又根正苗红，就让我留校任教。我在学校里教书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当时，上级分配给我们学校两个右派名额——你说，像评先进、选模范这种事情，呵？给我们分配名额，我们倒还可以接受；像划分右派分子这种事情——呵？他们也给我们分配名额，这不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嘛！上级领导说了，你们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是上级硬逼下来的，你说荒唐不荒唐！
　　那年10月份，中央还专门发出了一个《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我们学校全体党员集中在会议室里好几天，反复学习了这个《通知》，认为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没有一个符合右派分子标准的。但上级部门来人说，让我们学校驼子里面选大个儿，无论如何要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于是学校全面停课，发动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搞运动。学校发动大家运用＂狗咬狗，一嘴毛＂的策略，勇于揭短，互相攻讦，力求达到提高认识、增进团结、帮助同志、促进工作之目的，以全面提高全校教职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结果却事与愿违，直闹得整个学校里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经过全校师生半个多月的唇枪舌战，日夜揭发，最终也没能推选出一个右派分子，弄得学校领导和上级有关领导垂头丧气，急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就如那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但上级有关领导采取的是＂一级压一级、公鸡压母鸡＂的英明决策，如泰山压顶一般，这实在要把大家逼疯了。
　　这时候，学校校长袁清风显示出了一个革命老干部的高风亮节，他不得不主动站出来，说：＂这样吧，我在生物医药学方面发表过不少论文，现在考虑起来里面还是有不少错误呢。因此，我愿意主动认领一个右派分子的名额。＂
　　就这样，大家把袁校长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报了上去。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饿死在了大堡子农场的土豆实验田里，当时旁边没有一个家人和同事。
　　——你说说吧，那时他守着满菜园子长得郁郁葱葱的土豆，竟然饿死了，你信不信？
　　徐立安连声说：＂我信，我信，过去是有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
　　另一个右派分子叫梁作发，他是我的汉语言文学老师，文笔很好，读过很多中外名著。他家里生了六个孩子，生活很拮据。为了补贴家用，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几篇小说在省城的刊物上发表了，挣了不少稿费。但他从来没有舍得拿出来一部分稿费请大家吃馆子，因此就遭到了知情者的记恨，大家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他的名字。
　　袁校长在会上说：＂梁作发老师虽然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挣稿费，但俗话说的好：一心不可二用。写东西肯定会影响教学；再说了，挣稿费自己花，那也是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
　　这时候，我听见会场角落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啜泣声，我回头一看，是梁作发老师在那里哭泣，肩膀一耸一耸的，双手捂着脸。
　　听见梁老师的啜泣声，我心如脔割，袁校长的话我再也没有心思听下去了。于是我斗着胆子站起来，打断了袁校长的讲话：
　　＂袁校长，你们这是在欺负一个老实人！他被打成右派，他家里那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谁来养活？如果组织上同意，我愿意代替梁老师去当右派……＂
　　会场上立刻引起一片不小的骚动。这时，我听见后面人群里有人说：＂你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哪有资格当右派？要知道，当右派也是要有相当资格的哟——＂
　　在大庭广众面前受到这样的嘲讽和凌辱，我周身血脉贲张，简直肺都要气炸了。你看吧，在这个会议室里，有人正在为自己、为全家人的前途命运而悲伤欲绝，而有些人却在这样的人生悲剧里寻欢作乐！我想，他们这是在残忍地往一个老实人的伤口上撒盐！已经完全超出了幸灾乐祸的范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这话一点不假。老实人惹急了，更是一根筋，不计后果的。这时候，我做出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惊人举动——当时到底是谁给了我这么大的勇气和信念，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呢——我搬起屁股后的凳子，径直朝左侧的窗户走去。在距离窗户两、三米远的地方，我奋力将凳子扔了出去。那条凳子被窗户框弹了回来，凳子腿却砸坏了好几块玻璃，＂哗啦哗啦＂地落到了楼下的草地上。
　　＂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吧——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组织无纪律，无视党纪国法，公然破坏公物，扰乱会场。大家说，我现在够不够一个右派的资格？！＂我自豪地向大家宣布。
　　这时，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呆若木鸡。
　　我没想到的是，梁老师这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他把这些日子积攒在内心的诸多委屈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接着便＂咕咚＂一声跪下了，并且放声高喊：＂汉卿啊——，我们全家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啊……＂
　　徐立安听到这里，马上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夸赞我说：＂你真有骨气，你真爷们儿！真爷们儿……＂
　　＂你说你遇到了窝火事儿，我家最近也遇到了一件窝火事儿。＂徐立安皱着眉头说。
　　＂什么事儿？＂
　　＂我那在镇中心校当英语老师的二女儿丽丽啊，最近情绪不大稳定，经常回家哭鼻子，饭也不吃，问她又不说，你说急不急死人。＂
　　＂像她这个年纪的人，感情方面最容易出问题。你回去仔细观察一下，耐心地问问她，帮他出出主意，多在生活上照顾照顾。孩子如今长大了，懂事了，也成熟了，最后的主意还得由她自己拿。像儿女情长方面的事情，我们当老人的，不能涉入太深，也急不得，火不得。＂
　　我和徐立安正在收发室里尽情地聊着，那个时髦的送花女子满面笑容地从镇政府大院里走出来。她娇滴滴地说：＂徐大爷，谢谢你，我走了。＂
　　老徐替他拉开了栅栏门，又＂咣当＂一声关上。这时候那个傻子正好迎上来，对着那个送花姑娘喊道：
　　＂啊哈哈——如果你去约会，别忘了带上我，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脱衣服……＂
　　她一摆手，不耐烦地骂道：＂去去去，滚远一点，别过来烦我！真晦气——＂
　　那女子已经走出很远了，那个傻子还在背后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喊呢。
　　我对徐立安说：＂我头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2年。这些年，我一直在反复琢磨这么一个问题，但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我们都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到底是谁剥夺了我这22年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又何在呢？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那完全是我自找的麻烦，是自己引火烧身造成的个人命运悲剧。你想想看，在那么一个荒诞的社会背景下，别人想躲还躲不迭呢。＂
　　我深有感触地对徐立安说：＂你常年在部队里做饭喂猪，也许你对政治体会不深——政治那玩意儿，太野性，真是让人把握不定，琢磨不透。它可比驴马骡子厉害多了，它一旦尥起蹶子来，全国人民都摁不住，还不如牲口听话和通情达理呢。我是一个被各种政治运动压扁了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摘掉右派帽子后，我再也不敢戳弄那玩意儿了，还是离它远一点儿比较安全。现在我秉持这么一个观点：我不主动去咬驴，希望驴也不要来咬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明哲保身。＂
　　徐立安接过我的话说：＂是啊，咱们老百姓谈论政治，说句难听的话，就像门口那个傻子的喊话一样荒唐可笑、荒诞不经。＂
　　我说：＂事实上，咱们小老百姓老老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