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故居（上海邹韬奋纪念馆）

　　邹韬奋故居（上海邹韬奋纪念馆）
　　在革命年代，有一些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名人，出于斗争的需要，一直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他们为争取和团结无党派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期的京畿红迹中，郭沫若、沙千里就是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
　　郭沫若故居、沙千里故居等名人故居开放的意义，不仅是品味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更是让今人能学习到前人为了祖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秩序井然的故居里，游客可以静心品味他们的非凡人生历程及不朽精神。
　　红迹82
　　郭沫若故居
　　是学问家也是革命党人
　　前海西岸旁是南北向的前海西街，中段18号便是郭沫若先生的故居。1963年秋，郭沫若由西四大街胡同5号迁入此地，至1978年病故，他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岁月。
　　迈入大门，入目是一片青翠的花园，沿着幽径向前，有一尊郭沫若的青铜雕像，其造型是以抱膝的姿态安坐在几棵银杏树下。银杏是郭沫若最喜欢的树，他称其为＂东方的圣者＂，其中一棵甚为繁茂，是其夫人于立群患病之后，他特意从大觉寺西郊林场移植来的，并起名为＂妈妈树＂，寄托着全家的祝福。
　　二道垂花门内，是一个开阔美丽的四合院，几十年过去，所植乔木已高大葱茏，灰瓦红墙掩映在碧树浓荫中，显得十分幽静，与墙外什刹海景区的熙攘喧嚣隔绝开来。院中正房，是郭沫若的客厅、书房、卧室。客厅沙发摆成马蹄形，钢琴前那张略显狭窄的单人沙发，是接待客人时郭沫若常坐的位置。客厅东接书房，西墙一排书柜上方挂着一幅毛泽东的真迹《西江月·井冈山》，十分引人注目，对面则是于立群的隶书作品，内容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南窗下对置两张书桌，是郭沫若伏案工作之处，晚年他就在这里完成了《李白与杜甫》等作品。正房后有一排罩房，中间一间专为于立群写书法所用，郭沫若常在这里和夫人一起写字赏字。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沫若是他在日本留学发表新诗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取自故乡的沫水（大渡河古称）和若水（雅砻江古称），寄托着对故土的怀恋。在日本，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6年应邀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前后，又接触到瞿秋白、林祖涵（伯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赞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经过考虑，他向党员毕磊提出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毕磊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研究后，建议郭沫若先参加一段时间的实际革命工作。郭沫若接受安排并立刻做出了行动。1926年7月，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郭沫若借住在南昌朱德家中，连夜写就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是屠杀民众、出卖革命的刽子手。在随后爆发的南昌起义中，郭沫若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转战至瑞金时，在一所小学里，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
　　1928年，在党的安排下，被南京政府通缉的郭沫若赴日本避居，其间深入研究古代社会，完成《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一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毅然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呼吁＂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国共合作后，他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团结文化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在忙碌的政治工作期间，他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借用古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传达民族向往自由的呼声，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学术作品。1944年所写名篇《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文件。
　　郭沫若一生有诸多头衔，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等，象牙塔中的学术和十字街头的革命看似难以共存，但郭沫若以惊人之力，在两极上均做出巨大成绩。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卢刚说，郭沫若首先是个革命家，他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也是为革命服务的，可以说，对他而言，革命是＂自变量＂，学术是围绕革命的＂因变量＂。正如1978年郭沫若逝世之际，邓小平在悼词中称他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补白
　　代表证上＂无党派＂
　　由于此前是秘密入党，郭沫若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纪念馆中还陈列有他1949年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证，上面注明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直到1958年，方才由新闻公开报道入党。卢刚介绍，其实郭沫若一回国就和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周恩来是他单线联系的上级，但考虑到他作为著名文化人士，留在党外贡献可能更大，周恩来就做出这样的指示，以更灵活的方式和策略来进行党在知识分子、文艺团体中的统一战线工作。正如周恩来在1946年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
　　(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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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千里故居
　　坚贞不屈的＂七君子＂
　　东四六条55号，庄严的大门上，挂着两盏红灯笼。很少人知道，这是著名爱国人士沙千里的故居。
　　沙千里出生于上海，幼时家贫，当过学徒，后来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成为一名律师。他思想进步，和同人一起办刊物，成立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令沙千里深为震动信服。但南京政府奉＂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枉顾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依然对红军加强围剿，引起各界爱国人士的不满。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上海各界成立群众救国组织。1936年5月，在全国60多个爱国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1936年11月23日，南京政府以救国会支持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为借口，非法秘密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以＂危害民国罪＂定罪，是为＂七君子＂事件。七人都是著名社会人士，也都是救国会领导人，因＂爱国＂入狱，激起全国民众义愤，各界纷纷奔走营救，中共也努力尝试营救和斡旋，要求释放七君子。在多方努力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出狱。
　　出狱后，沙千里继续投身抗日事业，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律师的公开身份，为被迫害的民主人士进行辩护，伸张正义。1942年，他加入由沈钧儒等发起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筝说，沙千里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融入民盟，促使民盟不断向中共靠拢。1944年10月，民盟提出要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这和中共的主张一致。
　　从抗战到解放，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始终通力合作。1948年，应中共之邀，此前因时局被迫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返回解放区。沙千里、沈钧儒以同盟会和救国会的名义发布声明，提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说，沙千里的一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1980 年11月，茅盾在撰写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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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故居
　　笔名源起于《幻灭》
　　茅盾在北京的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13号，从胡同东侧进来需要步行或骑行一段。门口墙上镶有石牌，写着＂茅盾故居＂。
　　1974年至1981年，茅盾在此居住。进门迎面是一个影壁，镶嵌有邓颖超书写的＂茅盾故居＂匾额。从影壁左手边进入，是一个两进四合院。一进正中是两个规整的小花圃，中间有一条通道，尽头是茅盾的半身像。
　　一进院落有四间展览室，其中三间开放。依次展示了茅盾从青少年时期直至去世的生平，包括他各时期的照片及实物，如书籍、文具等。
　　茅盾1896年出生于浙江，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是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幻灭》等。＂茅盾＂这个笔名出自他的作品《幻灭》。1927年，大革命失败，＂沈雁冰＂在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他被迫隐居在上海。隐居期间，他创作了小说《幻灭》。可几乎所有媒体都不敢登这个名字的文章，这使得他内心十分苦闷，于是在手稿上随手署了＂矛盾＂。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慧眼识珠，但考虑到这个笔名太尖锐，对报纸和作者都不太安全，就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将＂矛盾＂改成更像真名的＂茅盾＂。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故居的后院是他的书房兼卧室。可供参观的空间内，可见左侧靠墙是一张铁架子的单人床，右侧是一张书桌，后面靠窗有一组老式的茶桌椅子。也正是在这里，茅盾完成了他最后的作品——《我走过的道路》。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视力也很弱，但还坚持着写作。直至1981年去世时，茅盾自己完成的手稿有40万字，剩余部分则由其子辈根据其录音整理完成。
　　1981年3月14日，茅盾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3月27日，茅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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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故居
　　海棠树下的心愿
　　宋庆龄故居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她自1963年4月到此生活、工作，直至1981年5月29日逝世。
　　此处建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为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庭院内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现代建筑为钢混结构，是在原有主体建筑迤西接建的灰色仿古二层小楼，为宋庆龄生前工作和生活所用。院子里有一棵西府海棠，距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宋庆龄生前在海棠花盛开的时候，经常邀请友人来院内赏花。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宋庆龄用它制作海棠酱，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品尝。
　　在这所房子里，宋庆龄还完成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周伟婷老师说，宋庆龄搬到这个住所时，已年过七旬。晚年时光里，她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联络中外进步人士，搭建中外友好的桥梁。1965年，旅居海外十多年的李宗仁夫妇回到久违的祖国，宋庆龄就在北京的住所设宴招待了他们。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房子里，宋庆龄还完成了她最大的心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怀揣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共产党的向往，宋庆龄很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并且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多次向毛泽东、刘少奇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共中央认为宋庆龄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直没有批准她的入党申请。深感于宋庆龄的这份执着，毛泽东曾真诚地向她表示，虽然在形式上没有正式入党，但是她实质上早已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由于很多工作并不适合党内的同志去做，需要宋庆龄来出面，因此在权衡得失之后，党中央认为她应该继续留在党外，架起党内党外、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桥梁。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是党内的一切大事，党中央都会告诉宋庆龄，她也可以参与其中。
　　从1980年开始，宋庆龄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1981年5月，她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王光美事先请示中央后，在探望宋庆龄时，询问她是否还有入党的意愿，病中的宋庆龄向王光美点了点头，表示愿意。5月15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宋庆龄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