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民不聊生,学者们也纷纷叹天下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游走列国,到有政治野心的诸侯王那里混碗饭吃,到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更甚,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政治社会的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极度活跃。 先秦学术,可分为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兵、医等十二大家,其他还有一些小的学术流派,统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给后代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给我们以无尽启示。但是,关于这些学说孰优孰劣的比较和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不知道争论有没有好处,但是比较,却是一种绝好的学习。 一、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统治者要做好垂范,以身作则,被统治者要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秩序。 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在管理中,规矩是应当拥有的,不成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如果过分拘于礼教,也难免有教条和刻板之嫌。 而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关于管理应当实行仁政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国外管理理论中也存在这种关乎善恶的分歧,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认为,人就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一切出于经济动机的"经济人",而麦格雷戈和他的观点截然相反,他的理论注重挖掘人性,从动态的观点来看人。其理论对人特性的假设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对于人的乐观主义的看法,而这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对企业争取职工的协作和热情支持是必需的,员工毕竟都不愿意被企业当作小偷和懒汉来看待。 二、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无为而治要建立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领导者要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要平衡集权与授权的度,有为而不妄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乱世靠有为,治世靠无为;创业靠有为,守业靠无为;管理靠有为,领导靠无为。有为与无为的辨证关系,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艺术化的处理,绝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描述的大概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在一个逐渐法制化的社会,这种把没有管理当作最好管理的说法实在难以和我们形成共鸣。 三、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子的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比如以人为本、尚贤使能、尚同控制和察其志功等。挖掘墨子的管理思想对于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对于促进当分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比如对以人为本的解释,墨子认为,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治丧虽然有丧礼,但是哀悼是其根本;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方贤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反省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法家的法治,强调制度规章的重要性。强调"法""术""势"相结合。 "法":在于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使下属都能够明确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什么行为是制度不允许的。 "术":在于有效管理下属和团队的策略和手段。 "势":在于建立领导的权威,和纪律的威慑。让下属们能够知道,纪律不能触碰,规矩不能违反。如果说"德"强调一种亲近感,那么"法"则旨在建立一种畏惧感。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 韩非还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根本否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彼得•德鲁克说:"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所以它永远应当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而我作为管理咨询者所领悟到的神学,要远远超过先前受过的宗教教育。"这不应理解为仅仅谈美国企业(那里大量员工都是教徒),而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判断。 在道德哲学的层面,国学坚持的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做人、为政的大原则。这些大原则凝聚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诲。这实则也是在阐述一种最为朴素的人性,管理是对人的管理,那么对人性的把握就不应当被管理者所忽略。 国学从儒家道德的主轴延伸出极丰富的实践智慧,它们所讲述的东西绝对是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不是空洞的道理或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也不仅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要一再追问、反复定义的,属于终极哲理的问题。尽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但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坚持形而上的大原则前提下,如何排除困难、顺利进取,取得形而下的成功。国学是一门探讨好人如何办好事的学问。 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一个例子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法家的地位都是空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后来被一度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但遗憾的是,秦始皇把有儒家心肠的人都埋到坑里去了,因此,这个朝代比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都要更短。 老子说的也许是对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国应当像煮小鱼一样,不能随意去搅扰它(否则小鱼就残碎了,可能也不会好吃)。但是,如果随便把鱼儿扔到锅里不去管它,肯定好吃不了。把鱼烧好的关键肯定不在于不去动它,而是要放置适当的作料,把握火候,在合适的时间用锅铲翻那么几下。李聃虽然四体不勤,但是还不至于不懂烧鱼的道理,他的意思大概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员工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但是实际上,你又无处不在,这就是无形的文化的力量。 往事悠悠,回顾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历史上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所以,儒家成了国家的学说,成为国学。我在此不想为其他学说平反,平心而论,到了现代社会,国学仍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在有些地方,国学重新登堂入室,估计国家教育部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们研究国学,绝不是简单地要孩子们穿汉服,背论语。要把握一个思想的内核才是问题关键,我们如果掌握了儒家的思想真谛,又何妨披着一层法家的外衣呢? 不能否认,由于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管理理论都有其片面性,包括我们的国学在内,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能将上述思想进行辩证的融合,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不断否定,与时俱进,才是最科学有效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