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中的孔子）

　　孔子家语（孔子家语中的孔子）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老并峙，诸子蜂起，被誉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在这众多的伟大思想家群体之中，孔子可能是留下言行资料最丰富的一位。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除了《老子》五千言及《史记·老子列传》里的一点事迹资料，后世读者对其几乎别无所知；其他如孟子、荀子、韩非等诸子也大体如此。墨子似乎记载文字更少，以致清末大儒孙诒让愤愤不平：＂（《史记》）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因此，诸子留在后世读者心目中的面目就相当朦胧。
　　相较之下，孔子就大为不同。除了有《孔子世家》的完整传记之外，另有《论语》近16000字，《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57000余字；即使孔子之作《春秋》《易传》不被认可，其余散见于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言行资料也十分可观。这尚未加上出土文献中的大量孔子遗说。由此观之，孔子较之于其他诸子，其生平事迹、思想学说远为丰硕，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就更加眉目清晰。这当然要归功于孔门弟子后学对孔子言行文献的记录、整理。
　　其实，欲了解孔子，除去其他散见资料不论，仅《论语》《家语》这＂孔门文献双璧＂，便足以窥见夫子那＂丰腴的面孔＂了。
　　了解孔子，最为大众熟知的首推《论语》。该书＂正实而切事＂，但毕竟字数少，且以＂语录体＂为主，于孔子言行，难免挂一漏万。何况还有＂编者＂的＂选择＂＂塑造＂问题。作为一部＂精加工＂的孔门文献，可能无法保证这些出于后人的编纂，在记录、选择、编纂、润色的过程中没有忽略遗漏、走样变形。因此，如果要全面了解孔子，还不得不将《论语》与《家语》合观。
　　日本学者冢田虎在《冢注家语序》中说：＂《家语》者何？《论语》之耦也。二《语》皆实录孔子之言行者，而七十子之所以升堂入室之门阶也。＂然而《家语》的知名度远逊于《论语》，且命途多舛，经历了＂藏在深闺＂—＂走向人间＂—＂打入冷宫＂—＂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故鲜有知音。在笔者看来，与《论语》多＂语录＂不同，《家语》保存了大量的长篇对话，应该出于孔门弟子对孔子师生对话的记录或追记，而不像《论语》那样更多存在＂精加工＂的痕迹。如日本太宰纯所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因此，《家语》中的孔子形象相较于《论语》，面孔更加丰腴。
　　在今人的一般印象里，孔子是一位如黑格尔所说的＂世间的智者＂，好像他只关心人间之事，对于玄远的天道问题不会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其实，且不论《易传》是否是孔子之作，仅从《家语》来看，就应该明白对于天道问题的探讨，是孔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必然需要，乃孔学的重要支柱。
　　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大人应当仿效圣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以天道推衍并指导人道。从天道出发，探求人道，落脚点放在＂为政＂，这是孔子天道论的特点。
　　以天道来解释人道的思想，在《家语》的多处材料中都有表现。如《大婚解》中，当鲁哀公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时，孔子阐释道：＂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很明显，孔子以天道法则作为人道的理论依据。
　　而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向弟子子游讲述礼的产生与运行，说：＂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他将现实的伦理秩序与天地阴阳等天道绾合在一起。尤其＂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一语，与《论语·泰伯》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同样的意思。人道，尤其是以礼为核心的为政之道，都是效法天道而来，具有天然合法性与合理性。
　　如此看来，焉能说我们的圣人只是＂世间的智者＂，只会说一些老到的道德箴言，而不谈天呢？
　　孔子＂谈天＂，不像古希腊哲学家出于纯粹思辨的兴趣，其目的在于＂为政＂，即＂推天道以明人道＂。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曾直言，自己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其实，先秦诸子几乎都是实干型人物，用司马谈的话说，就是＂此务为治者也＂。面对天下无道、礼乐崩坏的乱世之局，有救世之志的诸子们，纷纷思考并擘画各自的救世之道，不仅＂坐而言＂，更是＂起而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那种实践的本色。尤其是儒家，不论是孔、孟、荀，无不弘道行道、周游列国。说到底，孔子儒学首先是一套＂政治哲学＂。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人类的群体的伦理社会、家国天下，而孔子的方案，就是王道思想。在王道思想的框架之中，包含着礼乐刑政的统一。
　　《论语》中孔子谈礼、谈政，但无疑谈仁最多，而在《家语》中涉及礼乐刑政的内容偏多。仅从《相鲁》《始诛》《王言解》到《曲礼问》等篇题来看，与礼乐刑政相关的占到全书44篇的一多半。若从正文内容来看，比重则更为突出。可以说，《论语》中的孔子偏重于内圣的一面，《家语》中的孔子则更突出外王的一面。所以，若强加区分两部＂孔门文献双璧＂的话，可以说，《论语》乃是孔门的内圣之典，《家语》则是孔门的外王之书。
　　其实，关于《家语》对孔子＂政治思想家＂一面的凸显，仅从＂第一卷＂的前7篇，就能得到验证。在这7篇之中，《家语》的编纂者着力＂塑造＂的孔子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的政治思想家。
　　《家语》以《相鲁》作首篇有着编者的＂编纂理念＂，即突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一面。我们知道在孔子73年人生历程中，一辈子关心政治的孔子真正从政时间并不长。当然时间短暂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孔子从政且官至司寇，与＂三桓＂并驾齐驱，是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新生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反映。从孔子思想形成来看，这一经历是孔子为政思想的实践与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一次理论效应的验证。
　　《相鲁》从＂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开启，讲治理方法，也谈为政效应—＂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成了样板；随后讲孔子做＂司空＂＂大司寇＂。作为司法之官，＂设法而不用，无奸民＂等记载，与《论语》中＂必也使无讼乎＂的说法相一致，且更具体生动。这是孔子德治礼序之施政理念的体现。
　　接下来，就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夹谷之会＂。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观念及实际行动，孔子击败了齐国的阴谋，展示了其高超的外交智慧。随后写＂隳三都＂及＂政化大行＂的情况，以说明孔子＂相鲁＂成效。
　　此下的《始诛》篇，前半讲＂诛少正卯＂，后半讲孔子处理＂父子讼＂，对当政者的失道予以谴责，宣扬＂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的德治主张。第三篇《王言》则通过向曾子讲＂王言＂来阐述＂王道＂思想，＂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进而提出＂七教＂＂三至＂的治理理念，使得儒家王道政治被直接揭示出来。接下来在《大婚解》中，孔子借助＂哀公问大婚＂阐述＂礼治＂观。
　　而第五篇《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谈儒者之行，阐述作为＂士人＂的儒者操守，为后世儒生的出处之道作出明确指引。第六篇《问礼》，不论是孔子与鲁哀公还是与子游对话，话题都集中在＂礼＂。第七篇《五仪解》中孔子向鲁哀公讲述＂人有五仪＂即五种境界，阐明如何＂识人＂的问题，自在政治范畴之内。如此，在后世读者心目中，一位深谙政治的思想家形象就清晰呈现出来了。
　　＂重礼＂的孔子
　　学界曾有过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还是＂礼＂的漫长争论，到目前为止也并未达成绝对共识。当然，在近代以降＂反传统＂的传统之中，一般而言，尊孔的学者倾向于＂仁为核心＂，反孔的学者则主张＂礼为核心＂，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匡亚明与蔡尚思两位老前辈的＂笔战＂了。在相当多的学者看来，孔子思想中＂礼＂的部分代表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仁＂的部分则代表了先进创新的一面。对这种认识，显然需要重估。
　　毫无疑问，礼并非孔子的发明，而礼乐文明则是孔子儒学的母体。其实，孔子思想中，仁与礼是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缺一不可。近代学者谢幼伟先生说：＂孔孟教人，亦首重礼。＂陈独秀也曾明确指出，＂儒家之言社会道德和生活，莫大于礼＂＂孔教之核心为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可以说，孔子重礼的一面，乃是孔子外王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在《论语》中有所反映，但《家语》中的论说则更为集中繁富。
　　举凡礼的起源、发展、功能、效用等，在《家语》中孔子都有所论及，当然论述的关键还是礼对于伦理、政治的教化功能。
　　以上从＂谈天＂＂为政＂＂重礼＂三个维度，择要指出《家语》对于理解孔子的重要价值。诸君若能在品读《论语》同时，细绎《家语》，孔子的面孔自会更为丰腴且更加亲切。本文内容来源于《中华瑰宝》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