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实验设计(心理学实验设计范例) 1980年10月12日下午6点半左右,在美国西雅图-塔科马机场(Seattle-Tacoma airport)以南的一个偏僻郊区,一名17岁的少女被残忍的强暴了。少女跟警方说,凶手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开着一辆蓝色的小轿车,留着胡子,是白人男性。警方按照少女的描述立刻展开了搜捕行动。同一天晚上,31岁的男子史蒂夫.提图斯(Steve Titus)和他的未婚妻在西雅图的一家餐厅用餐。史蒂夫.提图斯是一家酒店的职业经理人,有过一段婚史。在经历了上一段失败的婚姻后,他终于又遇到了另一个愿意与之携手共度余生的人。晚餐结束后,史蒂夫 和未婚妻开车回家时,被警方拦了下来。因为好巧不巧,史蒂夫的车也是蓝色的,而史蒂夫也留着小胡子,是白人。警方对史蒂夫进行了例行问话,并且拍摄了照片。 第二天,警方将所有疑犯的照片放在了受害者眼前。受害者少女指着史蒂夫的照片说到,"他看起来是最像的"。就这样,警方立刻逮捕了史蒂夫。庭审中,受害者的证词,从"他看起来是最像的",变成了"我肯定就是他!" 1981年3月4日,史蒂夫被判一级谋杀罪。尽管他再三申明自己是无辜的,但还是被送进了监狱。事实上,案发当天下午,史蒂夫一直在父母家待到了6点多,因为那天是父亲的生日。随后他开车去见未婚妻,时间上来算根本不可能在6点半赶到案发地点。 对司法系统彻底失望了的史蒂夫决定另辟蹊径,自己为自己洗刷冤屈。他联系了当地「西雅图时报」的记者保罗·亨德森(Paul Henderson),列举了70多条自己是无辜的证据。保罗·亨德森对史蒂夫的案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刻开始调查。保罗发现,在史蒂夫被指控强暴的案件发生前的6天,同一地点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而那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15岁的少女。当保罗·亨德森拿着史蒂夫照片找到那名15岁的少女时。少女无动于衷,表示从来没有见过史蒂夫。保罗·亨德森在「西雅图时报」上针对史蒂夫案件的一点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最终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案件重启调查。 不久后真正的凶手爱德华.李.金(Edward Lee King)被捕,当指控史蒂夫的受害者看到爱德华.李.金的照片时,失声痛哭,边哭边说道,"天啊,我究竟对史蒂夫.提图斯先生做了什么啊!" 1981 年6月,史蒂夫被宣判无罪。但此时,他已经失去了工作,未婚妻也离开了他,还拖欠了大量的律师费。1982年,史蒂夫把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并提出了两千万美金的赔偿要求。可没等判决下来,1985年,36岁的史蒂夫就因为长期压力过大,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几个月之后,史蒂夫的诉讼得到了庭外和解,他的儿子代表他获得了280万美金的赔偿。 史蒂夫案件中的受害者少女并非有意要栽赃他,而是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产生了某些与事实不相符的错误记忆。美国曾经针对过去的300件冤案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其中3/4都是因为受害者的错误记忆导致的。后来,DNA鉴定被广泛应用于司法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冤案的发生概率。 史蒂夫的案例引起了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F. Loftus)的注意。为进一步探究人类记忆的可靠性,上个世纪90年代,洛夫特斯设计了著名的「商场迷失实验」。 ●商场迷失实验 洛夫特斯随机招募了24名受试者,从他们的父母和多名亲属那里搜集来了关于这些受试者童年的几个生活片段。然后把受试者逐一的叫进房间来,进行谈话。洛夫特斯把四个童年生活片段写在了卡片上交给受试者。其中三个片段都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虚构的。而这个虚构的片段每一个受试者都一样,内容大意是,在受试者五六岁时,他在一个商场里迷路了,当时他感到非常的恐慌,甚至不停的哭泣,最后在一位老爷爷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 在受试者看完卡片之后,洛夫特斯要求他们写下自己记得的内容,还特别提示说,不是真实的就不要写,记不得的也不要写。 结果24名受试者中,有6人,也就是25%,表示他们记得曾经在购物中心迷路。甚至有有一些受试者还为情景添加了不少细节。其中有一位受试者说,他记得帮助他回家的老爷爷穿着一件蓝色的灯芯绒外套, 头有点秃,戴着眼镜。当他在见到母亲时,母亲还叮嘱他,下次不要再乱跑了。 最后,洛夫特斯告诉24位受试者,这4个记忆片段中有1个是虚构的,让他们圈出来。可即使是这样,仍然有5名受试者坚信商场迷路的事件是真实的。尽管他们的父母和亲戚都表示,他们从来不曾在商场里走丢过。 1995年, 洛夫特斯基于商场迷失实验发表了论文「错误记忆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实验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但同时也引来了不小的争议。一些学者指出,洛夫特斯实验的样本量只有24个人,太有局限性了。还有人说,儿童在商场走失本来就是一件发生概率比较高的事件。也有可能这些受试者中的部分人真的在商场走失过,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家人不愿提及罢了。 然而,关于错误记忆的实验并非这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洛夫特斯在进行商场迷失实验之前,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她给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展示了一张车祸现场的模拟照片。然后让受试者估计一下,车祸当时的车速有多快。 洛夫特斯发现,当她用"撞上"这个词时,受试者估计的平均车速是54.7公里/小时。当她用"撞毁"这个词时, 受试者估计的平均车速是65.9公里/小时。 紧接着,她又问受试者,在刚刚的照片里是否看到了玻璃粉碎。结果,"撞上"这个词的受试组中有14%的人说,看到了碎玻璃。而"撞毁组"有足足32%的人,现场有碎玻璃。但事实上,照片中,根本就没有碎玻璃。 这就说明我们的记忆很有可能被错误的信息所扰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记忆功能就像是录像机一样,把信息储存在人的大脑中。当我们进行回忆时,就会自动播放当初录下的内容。可事实上,回忆的真正工作方式并不是录像机和播放电影的关系。记忆形成时,大脑只会记下一些比较重要的碎片。在我们进行回忆时,海马体神经元会重新组合这些碎片。而此时,如果遇到一些不连贯之处,我们就会按照自己当下的逻辑和信念进行填补。心理学家将这称为"重构式记忆"。 关于"重构式记忆"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那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巴特利特 ●幽灵战争实验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巴特利特找来了一批受试者,让他们阅读一则印第安的民间故事。在读完之后,努力回忆并且复述这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两个来自尤格拉克的青年准备下河里抓海豹。他们听到了战争的嘶喊声。于是躲到了岸边的一根木头后面。这时,一支小独木舟向他们驶来。独木舟坐着5个人。这些人对两个青年说,"我们想带你们一起去河上游跟敌人打仗,你们觉得怎么样?" 其中一个青年说,"我不去,因为我可能被杀死。"另一个青年跟独木舟上的5个人去了。 战士们逆流而上,到达了卡拉马另一端的一个城镇。战斗开始,许多人被杀死了。就在此时,这个青年听到其中一个战士说:"快,我们回家去,那个印第安人已经被打死了。"这时他想:"噢,他们都是幽灵啊。" 因为他并没有感到不适,但他们却说他被射死了。 独木船返回尤格拉克。青年上岸后回到家里,生了火。他对大家说:"看,我和幽灵一起去打仗了。我们的很多同伴都被杀死了,攻击我们的敌人也死了不少。他们说我被箭射中了,但我并没有感到不适。" 他讲完这些话后就安静了下来。当太阳升起时,他倒下了,有黑色的东西从他嘴里流出来。他的脸扭曲了。人们跳了起来,大声惊叫。 "他死了。" 这个故事咋看之下,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一是因为其中涉及印第安文化,对于不了解的人,读起来有些困难。第二,故事中有一段话说:就在此时,青年听到一个战士说:快,我们回家去,那个印第安人已经被打死了。这时青年想:"噢,他们都是幽灵啊。" 这段话逻辑上显得非常突兀,感觉中间少了一些过渡和衔接的内容。而事实上,故事的晦涩难懂是整个实验设计的一部分。 其中一位受试者,在看完故事后的15分钟,做出了这样的复述: 两个男子在尤格拉克河岸边。一条载着5个人独木舟出现了。这些人打招呼说,"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和敌人作战吗?"其中一个男子去了。他和敌人奋战。傍晚,他回到家,和朋友们说,我去战斗了,现在回来了。很多人都被杀了,虽然我也中箭受了伤,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疼痛。朋友们说,你肯定是与幽灵打的仗。 到了早晨,他得了病,倒下了,脸色很苍白,接着挣扎着,尖叫着,他的朋友们也非常害怕。终于他不再动弹了,嘴里流出了黑色的东西,扭动了一下身体,躺在那里,死了。 可以看出即使是马上进行回忆,故事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那些不合理的部分已经被剔除,整个故事更加简单易懂。受试者在回忆时,还对男子死亡的部分扩充了很多细节,让这个过程变得生动和形象。 时隔两个月之后,受试者在一次被要求回忆故事的内容,这一次,他是这样复述的: 两个男子在河边,不一会儿一条独木舟出现了。船上的人说,"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打仗吗?"其中一个男子去了。 傍晚,他回到家后,跟朋友们讲,他参加了一场大战,双方都死了很多人。说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生病了。朋友们都来看他。 他说他在战争中受伤了,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痛。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 扭动着身体,惨叫一声,倒地而死,嘴里流出了黑色的东西。朋友们说,他肯定跟幽灵打过仗。 这次回忆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容易理解,而那句"朋友们说,他肯定跟幽灵打过仗。" 被放到了最后,也更符合逻辑。不过,故事的主体和框架都没有丢,"和幽灵打过仗"这个关键的细节也还在。 直到两年之后,受试者再被要求回忆故事的内容,他只简单的记得,两个男子在河边,其中一个男子参与了战争。回来之后,病情恶化了。嘴里流出了黑色的东西,死了。至此,"幽灵战争"这个关键的信息也消失不见了。 巴特利特认为记忆的本质是大脑神经网络的激活。神经网络会主动地把信息进行加工和编码,使之变得"更有意义"。在每次回忆时,新的元素可以很容易地融入,现有的元素也会丢失或者改变。 总的来说,错误记忆可以分为自发性错误记忆和植入性错误记忆。显然,巴特利特的幽灵战争实验就属于自发性错误记忆的一种。 我之前在祝由术那期视频中,和大家分享的保罗·英格拉姆案件就是植入性错误记忆,或者记忆被篡改的一个经典案例。 1988年,美国华盛顿州瑟斯顿郡的一名警长保罗.英格拉姆被两个女儿指控包括长期虐待,性侵,骚扰等多项罪名。英格拉姆一家人都是基督教活水会的成员,他的两个女儿艾瑞卡和朱莉曾经参加了一次当地教会的年度静修活动。在活动上阅读了一些有关撒旦祭祀仪式的文献,随后还接受了催眠。静修活动结束,回到家后,两个女儿就把父亲告上法庭。甚至还指控父亲保罗参与过"撒旦教"的祭祀,谋杀了25个婴儿,埋尸后院。 一开始,保罗当然不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是在5月的审讯后,保罗写下了认罪书,并且详细叙述了所有作案细节。尽管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在保罗家后院找到那所谓的25具婴儿尸体,保罗仍然被判处了25年监禁。入狱后不久,保罗突然后悔了,上诉说,自己并没有犯罪。 这起案件引起了记忆研究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理查德·奥夫谢教授的注意。奥夫谢教授在查看审讯记录后认为,5个月的审讯过程中,保罗被给予了高度的心理暗示,导致他的记忆被篡改了。比如说,审讯中,警方会问"你怎么击打你女儿的头部?" 而不是问"你是否击打女儿的头部?" 奥夫谢教授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在保罗身上又进行了一次"实验"。他将保罗请到了审讯室,说到"你曾经逼迫你的儿子和女儿发生乱伦关系,而你就在旁边看着。这个事情你还记得吗?" 按理说,保罗当然不记得,因为这儿就是奥夫谢教授胡编的。一开始保罗坚定地否定。奥夫谢教授接着说到:"先别急着否认,这样对你很不利。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当你沉迷邪教时,你就会这么做,这很自然,不是吗?我是来帮你的。早日面对你的问题,你就可以早日解脱。下面你来描述一下你把他们关押到地下室的场景吧。" 就这样,奥夫谢教授趁热打铁,一步步引导保罗视觉化自己的想象,并且表述虚构的作案细节。实验进行到第二天,保罗就开始慢慢地"回忆"起所谓的犯罪当天的地点,时间,以及他如何威胁自己的孩子们等等。 到了第三天,奥夫谢教授再次来到审讯室,问保罗说,你是否要撤回昨天的认罪书?保罗坚定的说,不。他说他是罪有应得。短短三天的时间,奥夫谢教授就成功地将一段莫须有的"犯罪"记忆植入了保罗的大脑。 事实上,在某些性侵案件中,父亲给年幼的女儿洗澡这个回忆,在多年后,常常被催眠、解梦、视觉化等技术挖掘成"性侵犯"的记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美国都笼罩在撒旦恐慌的氛围中。一些心理医生用强制性和暗示性的"回溯疗法"迫使患者面对所谓的"童年时期"的创伤,认为这些创伤是隐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的。但事实上,这种"回溯疗法"极容易诱发错误的童年记忆。一些无辜的人被指控进行撒旦仪式,活埋和虐待儿童。这些人中,有部分仍在监狱服刑,而这所谓的"罪行"可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1984-1986年,撒旦恐慌的鼎盛时期,被指控通过撒旦仪式虐待儿童的人越来越多。哪怕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两年间警方也把将近30个人扔进了监狱。而这些被定罪的案子后来几乎全部被翻案。一个叫做约翰·斯托尔的木匠,曾经被判刑40年。翻案时,已经在监狱里蹲了20年了。 斯科特·尼芬和布伦达·尼芬夫妇被他们的儿子指控,各自被判刑240年。后来证实,他们两个儿子的指控是在心理医生的强烈诱导下得到的。尼芬夫妇入狱12年后,两个儿子才推翻了之前的证词,他们得以释放。尼芬夫妇的一个儿子表示早年的催眠回溯也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损伤。 近几十年来,科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神经生物学教授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和同事们利用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技术,成功地将虚假记忆植入小鼠的大脑中,并将实验结果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 实验中,研究人员先将小鼠放置于房间A中。小鼠悠然自得的转了一圈,对A房间产生了情景记忆。研究人员用光敏感通道蛋白对形成记忆的细胞进行标记。记录A房间记忆的神经元在这里用红色表示。 第二天,小鼠被放置到了完全不同的房间B中。记录B房间情景的神经元用灰色表示。此时,实验人员给小鼠电击,让小鼠产生了恐惧的记忆,小鼠整个身体都僵住了。同时,研究人员利用蓝光激活了昨天记录A房间记忆的神经元。 第三天,小鼠故地重游A房间。而在原本悠然自得的A房间中,小鼠也因为恐惧而僵住了,尽管它从未在A房间被电击过。这表明,小鼠产生了虚假记忆,认为自己曾经在A房间也遭受过电击。而当小鼠被置于C房间时,则不会因恐惧而身体僵硬。 科学家成功地将一段根本不存在的"恐怖"回忆植入了小鼠的大脑。这不禁让人头皮发麻,在未来,人脑的记忆的植入或篡改也会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吗? 洛夫特斯(Elizabeth F. Loftus)教授曾经将人脑比作一个维基百科的网页。你可以自己上去修改,同时别人也能帮你修改。在普遍的认知中,记忆与我们的真实生活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就是你的身份。你所看到的,所经历过的,所记得的定义了你是谁。而这些关于记忆的实验似乎在告诉我们,那些你坚信不疑,曾经发生过的事,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可能才是曼德拉效应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