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中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中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年。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 ，在亳 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弟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 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为典型的父死子继。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 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 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商朝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 在商朝时期，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非中原文明
　　五帝帝舜时期，商人的始祖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 ，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君主仲丁时，商朝的国都开始了频繁的迁移。至盘庚时，又将国都迁至北蒙，改名为＂殷＂＂， 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此建都长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今商丘)的尊称 ，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甲骨卜辞、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尚书》《史记》等文献称呼商朝为＂殷＂，这两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元明时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 。在先秦文献中，《尚书·召诰》用＂大邦殷＂称呼商国。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
　　历史
　　先商时期
　　《史记·殷本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 ＂。相传契是简狄吞玄鸟蛋而生，所以，商人便以玄鸟为图腾。 尧称帝时，封帝喾之子契为司徒，后被封为玄王。帝舜时期，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 ，建立商国。 契的儿子昭明由商邑迁居至砥石。 帝相十五年，契的孙子相土在趁姒相由商丘迁都于斟灌(帝丘)之际，遂迁回商丘。此后，相土驯服了马，发明了马车，开始向东方泰山附近发展。
　　夏朝中期，契的五世孙冥因治水而死于水中 ，商人＂郊＂祀之。契的六世孙王亥驯服了牛，除了用牛耕地，还发明了牛车，用牛拉货物，开始发展以物换物的商业贸易，使商国逐步强盛起来。
　　夏朝末年，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
　　势力崛起
　　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 ，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35里) 。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
　　灭夏建国
　　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
　　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
　　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
　　夏军逃至鸣条(山西夏县之西)，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商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商朝建立以后，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屡次迁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但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政权得到了初步巩固。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私有制度进一步完成，商朝走向了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时期。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河南商丘)建都。
　　内乱不止
　　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河南商丘) 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公元前1525年，相(今河南内黄)遭洪水，祖乙把国都迁到了耿(今山西河津)，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因其为都仅一年，近代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一致。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中兴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死后谥为高宗，所以他又被称为殷高宗。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
　　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
　　青铜觚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