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水灾为什么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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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热带高压偏强等大气环流形势，是直接原因;大气环流形势是导致南方暴雨的最直接影响因素。
　　今年我国南方的强降雨之所以一轮接一轮，间歇期非常短，与6月以来的大气环流形势密切相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解释，对我国影响巨大的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是一个稳定而少动的暖性深厚天气系统。其外围西北侧的西南气流，恰恰是向暴雨区输送水汽的重要通道。
　　今年6月以来，副高比往年同期势力偏强，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将来自孟加拉湾或我国南部海区的充沛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同时，北方的冷空气活动也比较频繁，造成了冷暖空气在南方地区持续交汇的局面，由此导致强降雨过程频繁且持续发生。
　　6月上旬副高脊线位置(脊线位置是影响雨带位置的关键因素)偏北，华南和江南地区水汽辐合偏强，造成6月上旬华南和江南地区的极端降水。
　　6月中旬以后，副高明显北抬，江南北部到黄淮地区盛行西南风气流，水汽输送偏强;同时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使得冷暖气团在我国江南北部到黄淮地区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降水明显偏多。
　　6月中下旬至今，雨带一直停留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因为与梅雨相关的天气系统相对稳定。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强盛，长江中下游地区低涡切变系统活跃，形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时间的梅雨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王永光告诉蓝蓝天工作室记者，今年入梅偏早和梅雨锋偏强，也是长江中下游梅汛期降雨异常偏多的原因。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比往年偏早了7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在6月9日就已经入梅。
　　梅雨还从其他地方获取能量，导致梅雨锋偏强。2019年秋季发生了一次弱厄尔尼诺事件，同时北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导致副高显著偏强。与此同时，中高纬度经向环流发展、冷涡活跃，冷空气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移动过程中爆发偏强。由此，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交汇，致使梅雨锋偏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也明显偏多。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余勇表示，强降雨发生的具体位置、强度和影响时间，还与中小尺度对流系统活动、局地地形影响等多种复杂因素有关。
　　全球气候变化是不可忽视的大背景，随着全球变暖，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南方多地极端暴雨发生，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密不可分。
　　当地时间6月20日，位于北极圈内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小镇维尔霍扬斯克测得38℃高温，刷新了北极圈内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有人甚至提出，难道灾难电影里描绘的北极冰川大规模融化、洪水滔天的场景，就要到来了吗?
　　对此，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戴云伟指出：“维尔霍扬斯克录得38℃高温只是偶发事件，并不是常态。而由于不是常态，北极地区生态也不会因此发生骤然的改变，这是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局地极端天气现象。”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适应室主任黄磊表示，目前，尚无研究表明北极创纪录高温与我国南方暴雨有直接联系，也很难将单独的一次天气气候事件，例如最近的南方暴雨，直接归因于全球气候变暖。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确实在增多增强，呈现出长期趋势上的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观测到了许多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包括低温极端事件减少、极端高温事件增多、极端高海平面事件增多，以及部分地区强降水事件次数的增加。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未来五年全球气温预测评估》显示，2020年至2024年的五年间，预计全球气温每年都有可能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至少1℃，北极的升温幅度可能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过去五年的全球气温，已经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而未来五年，除南部海洋外，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将进一步变暖。高纬度地区和西非地区降雨量可能增加，南美洲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更为干旱。受北大西洋北部西风影响，西欧出现暴风雨天气的几率大大增加。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导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空间范围及持续时间发生改变。全球气候变暖还会改变大尺度的大气环流形势，通过海气相互作用、陆气相互作用的变化等，影响不同区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规律。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为影响已经大大增加了一些地区发生热浪的概率，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的强降水增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类活动也是我国快速增温、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1951年以来我国平均温度和极端温度都呈显著升高的趋势，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出强度更强、出现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的特点。
　　根据科学预测，如果不控制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未来全球范围内一些极端事件的出现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将显著增加。到21世纪末，陆地区域高温热浪事件的发生概率将是现在的5—10倍，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也将有所增加。
　　余勇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承担的国际责任，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需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战略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有可能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因此，需进一步提升我国应对极端灾害的能力，将应对极端灾害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内容，强化极端灾害的风险防范措施，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警和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开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强化生态和环境气象服务，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防灾减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