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死刑现场（重庆文强）

　　文强死刑现场（重庆文强）
　　1949年4月24日，我军设在济南的战犯管理所，发生了一件令战俘们心惊胆战的事。
　　一位瘦瘦高高的国军战俘，写了一首＂反诗＂贴在墙报黑板上，讽刺解放南京之战。原文如下：
　　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子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当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官都是有文化的，一看诗这么写，都劝瘦高战俘说，你这首反诗公然对抗中共，赶快撕了。
　　那人却漠然视之。这个如此硬气的瘦高战俘，就是曾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方指挥所副参谋长，文强。
　　一、早年意外脱党
　　文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与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国军高级将领差不多同一年龄段，黄埔四期生。与101、张灵甫、谢晋元等大名鼎鼎的国共将帅是同期同学。
　　文强的经历，说起来颇有传奇性。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早年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辛亥革命领袖是好友，从小就接触进步革命思想。1925年，在黄埔军校就读的文强加入中共，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
　　那个时候国共正处于第一次合作期间，许多党员都跨党，文强同时在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迫使许多国民党员退出中共。文强当时很有信念，不退出中共，而是退出了国民党。
　　此后文强一直在为中共工作，1930年一度做到了川东特委书记，他工作十分努力，但1931年他被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错误地批评，年轻气盛的文强不服，与妻子周敦琬到上海，想找周恩来申诉。不料当时党在上海的组织，被大叛徒顾顺章破坏殆尽，周恩来已经返回江西中央苏区。
　　文强四处找不到党的组织，被迫逃回老家，当起了报纸编辑。四川省委宣布开除文强的党籍。
　　1935年，文强因为在报纸上批评湖南军阀何键，遭到何键搜捕，文强四处逃亡，后经黄埔同学介绍，再次加入军统，并得到戴笠的赏识。辗转多年，文强居然不知不觉上了贼船，当上了正派人士最为鄙夷的特务。
　　文强的经历，代表了那个年代许多年轻革命志士的状态。国民党掀起猖狂的政治＂围剿＂，许多党的高级领导都被逮捕、杀害，新民主主义革命暂时进入低潮，许多年轻人一时走了错路，并不代表这个人理想信念不行。
　　文强虽然投身军统，后来还当了高官，但其所作所为，并不像戴笠、毛人凤等特务头子那样歹毒险恶。
　　二、身在军统，不告黑状
　　大概自幼教育水平很好，文强保持了民国早期革命志士的气节，没有沾染太多国民党后来的腐败气、江湖气。
　　戴笠为人，众所周知，极具江湖气与痞气，怎么能看上戴笠呢？
　　一来，文强的资格相对较老，与他同期的101、袁国平等人在中共已经成为分量很重的红军军官，文强又曾做到川东特委书记，非一般中共党员可比。
　　二来，文强接触到的人物都很敏感，周恩来、邵力子两位在各自党内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戴笠在军统早期时并不像后来呼风唤雨，需要政治上的助力，文强的政治资源很有潜力。
　　所以，戴笠对文强青眼有加，一入军统，就提拔他当了中校。
　　入军统后，文强没有走暗杀、打闷棍、人身监视控制和告黑状那条最肮脏的线，而是一直在做和军事、战争有关的事。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
　　文强文化程度高，看问题有高度有深度，这个活计干了几年，他竟然有了自己的心得，对日本的情况很有自己的看法，并得出结论：日本不仅要吞并满蒙、侵占中国大陆，还将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与美国的全面战争。
　　那个时候二战刚刚爆发，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德意法西斯，至于日本，充其量不过是田中义一的那一套，顶多和苏联在远东有一些矛盾，怎么会和美国开战呢？
　　文强分析得出的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对文强惊世骇俗的结论，也没有引起真正重视。
　　等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文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收集日军情报、策反伪军军官以及组织抗日武装等工作。豫湘桂战役期间，文强率领2000多军统人员，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文强干得相当不错,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
　　对比国民党军千里大溃败，文强这一手确实玩得不错。正因如此，1945年戴笠提拔文强为北方区区长，统管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察哈尔等广大省区的军统工作，晋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才38岁。
　　军统内不乏刺杀高手，也不缺善于打探情报的大特务，更有不少毛人凤、唐纵、郑介民这种背靠政治大佬的内斗专家，唯独缺得是文强这种善于组织、能干实事的人才。所以他38岁升到中将，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三、徐州被俘
　　文强有本事，有眼界，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政治呆子。他在军统期间虽然拒绝过周恩来劝他重回中共，但对国共两党的命运，他看得很清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
　　1946年文强就已预感到国民党暮气沉沉，直接原因就是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斗争的乱象。
　　戴笠飞机失事，事发突然，身后没有一个副手性质的预备人选，所以郑介民、毛人凤、唐纵都想争夺一把手的位置。三个人都争相抢占军统人马，文强位高权重，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实力派，所以三人都想拉拢他。
　　国共对峙对抗大局之下，这些军统大佬不思济时救世，却为了一个军统长官的位置争得你死我活，文强感到非常寒心，不想在这个王八坑里蹚混水，转而想进入军界，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948年8月，文强再次借助程潜的关系，调到湖南绥靖公署，当了个中将处长。当年9月，文强受好友杜聿明邀请，到徐州＂剿总＂当了个副参谋长。
　　杜聿明是文强的学长，两人长期以来交集不多，为什么却有好友之情呢？这也要从文强独特务实的作风说起。
　　原来日本投降以后,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挑中组织能力很强的文强出任办事处处长。而杜聿明时任东北保安司令，率军在东北进攻林陈罗高等人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两人在任职系统上虽然跨界，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彼此感觉都不错，合得来，务实的作风很相近，两人关系就越来越好。尤其是文强不像其他军统大官，不搞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告黑状，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可交。
　　所以，淮海战役打响后，杜聿明急于给自己的前方指挥所（实际负责国民党军在徐州战场的全面指挥）组起来一套指挥班子，杜聿明第一时间就想起来文强。
　　文强一口应承，来到徐州。谁知这里成了他在国民党军生涯的最后一站。
　　1948年12月，杜聿明所率三十余万的国民党军，被包围于陈官庄一带。经过近一个月的包围，上至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统军大将，下至士兵，都已丧失了抵抗勇气。
　　某一日，国民党军意外抓获七名解放军武工队成员。杜聿明正在郁闷之中，心情复杂，接到报告，直接下令就地枪毙。文强那时已经预感到不好突围，想积点阴德，想方设法瞒着杜聿明，偷偷把七名武工队成员全都放走。办这件事的国民党官兵，也没有传扬出去，毕竟生死关头，谁也不想枉杀人命。
　　杜聿明被俘后，有人就指认他无辜杀害武工队员。文强急忙出来辩解，说这七个人都没杀，放走了云云。审查人员根据线索追查，果然找到了这七个人。杜聿明1959年特赦时，感激地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1月9日，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李弥兵团一触即溃，李、杜等人各自逃亡。杜聿明带着几个卫士也跑了，指挥所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怎么办，都在包围圈中来回乱跑。四面都是炮，又是解放军士兵来回穿插，根本跑不出去。
　　文强带着部分卫士向陈官庄东南跑，在一处小河边再也走不了了，于是就地停下。当夜再无走动，第二天拂晓，一群解放军士兵冲过来，大喊缴枪不杀。文强等人乖乖举起手来，一枪未放就当了解放军俘虏。
　　当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仍然在陈官庄上空盘旋，不时丢下炸弹，仿佛在为杜聿明、文强这些高官们作最后送别。文强后来在狱中想起此事，犹自不免伤感。
　　文强是高级将官，瞒不住身份，先后被送到山东益都和济南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当时解放军并没有拿他们当战俘看待，而是像普通国民党士兵一样，当成身份上刚刚解放、思想上正待改造的人员，去接受各种思想改造。
　　文强一时间并不能适应这种剧烈的身份变化，以及阶下囚的现实，思想上不免愤激。所以对国民党的失败有所不甘，对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也难免酸味十足。
　　所以，如本文开头所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后，身在济南的文强听到消息，痛感国民党日落西山，思想上还没转变过来、仍以孤臣遗老自居的他，便写出那首＂反诗＂。不仅写出来，他还像古代不平则鸣的文人士子一样，把诗贴在墙报黑板上，宣泄于众。
　　王耀武当时也被关押在济南，看到文强写这首诗，不免大吃一惊，对文强说：＂你这是反诗，千万不能贴出来，赶快去撕了。＂
　　文强漠然道：＂一个痛字，表示我对国民党失败的哀悼，一个雄字，表明我对中共胜利的喜悦。我是矛盾的，却是真实的。如果这是反诗，那你叫共产党把我枪毙算了。＂
　　出乎王耀武和其他国军战俘的意料，这首诗在墙报上贴了七天之久，既没有人去撕掉，也没有人来找文强的茬。胜负已定，中共并不会因为几句牢骚话去惩罚他。这是胜利者应有的大气心胸。
　　四、教解放军干部管监狱
　　1950年春，文强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聿明、黄维等人再次会面。
　　一进功德林，被分到甲字胡同，文强心中一惊。他见过世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想起1949年初中共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本能地认为，甲字代表着第一、最高、最严重，就像盟军审判日本战犯时，甲级战犯是最严重、罪不可赦的头号反动派，下场似乎只有一个字：死。
　　带有传统文人性格的人，大多有一个特征，吃软不吃硬。越是境遇不好，越是硬顶，除死方休。
　　管理干部让这些国军高官们写悔过书，许多人都写了，悔过得痛哭流涕。文强却截然相反。
　　文强想，他的历史太复杂，是背叛过中共的人，又参加过中共最痛恨的军统，肯定不太好获得原谅。加上他性格中有一股执拗强悍之气，因此一直拒绝写悔过书。
　　其中有一段被人广为流传而不知真假的话，说文强顶撞管理干部，言之凿凿地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101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所谓表哥，是指文强与毛泽东母亲文七妹是族侄。朱德上级一说，是指30年代初朱德曾负责过四川省委的工作，文强在四川省委领导之下工作。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勉强能算作文强的老师。至刘少奇是同乡，不过是附会，湖南之大，湖南人之多，并非每个湖南人都要对文强这个老乡负什么责任。
　　不过类似传言，确实反映出文强最初是抵制管教的，这是他后来一再被推迟特赦的原因之一。
　　他思想上顽固，管理方却一直充满耐心和人文关怀。
　　文强本来又高又瘦，脖子尤其细而长。但进了功德林后，脖子却越来越粗。脖子两侧的血管上，长了一个又一个疙瘩，越来越疼。管理所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检查，原来是淋巴腺结核。于是赶紧手术，把这些淋巴腺割了。又发现他易感染，也把扁桃体也割了。
　　后来他恢复得很好，健康如初。加上管理教育生活相对平稳，再也没有犯什么病。文强对杜聿明等人说，我这是因祸得福。
　　其实许多国军将领，被俘前都有些疾病。像年纪比较大的川军系老将王陵基、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等，多上戎马生涯，身体早就消耗得千疮百孔。进了功德林，生活平静下来，不用四处奔波，很多劳累病自然而然地好了起来。
　　对他们来说，人生仿佛一个＂悖论＂，辛苦奔忙的时候，得不到什么休养，辛苦似乎也没有意义。沦为阶下囚时，却得到了人文关怀，一举一动都被管理干部逼着去寻找意义。究竟哪种生活是有意义的呢？在迷惘和思考中，这些曾经的高官显贵，逐渐完成了转化。
　　文强起初不愿意提到他的军统经历，但管理所早就知道他这段经历。
　　有一天，一个大胡子的解放军干部，来请教文强怎么管理监狱。刚刚取得胜利的中共，确实没有监狱管理经验。所以来问问一个老军统，理所当然。
　　文强仿佛被揭了逆鳞，既不想提起自己的暗黑往事，也不想说这个说多了，再引发共产党的厌恶。
　　但那位大胡子干部确实是诚心诚意来请教的，还拿着小本子，时刻准备记他说的话。文强不好意思拒绝，便大致说了几点。
　　第一，犯人之间不得互相谩骂，违者扣饭数天。
　　第二，犯人不得斗殴，违者罚款若干。
　　第三，给犯人找事做，让他们在狱中学习一技之长，比如缝纫、木工、粉刷之类。
　　第四，找好囚头，让犯人管理犯人。
　　等等。
　　这些经验之谈，既有军统当年从西方学来的办法，也有总结中国古代刑狱的办法。
　　文强想，我也就这么一说，你们随意。可是没过几天，他惊人地发现，管理所贴出来一张管理规定，居然和他说的基本一致。
　　只不过，把违者扣饭、罚款等字眼，改成了违者写思想检讨。
　　而且，管理所很快出现了缝纫机、木匠工具、石磨、制造棕绳的木架子等等。
　　文强由衷地感到，中共果然是管思想的行家。他的思想，也在经常性的学习教育和检讨中，慢慢转化过来。
　　许多战犯都打趣文强说，你的办法好，让我们变成了小裁缝、小匠人。
　　杜聿明后来学会了缝纫技术和木工技术，他能自己缝补皮袍子，而且堪称天衣无缝。功德林里的木工活，也数他干得最好。院子里的葡萄架都是他做出来的，而且上上下下上百个部件，竟然全都是卯榫结构，一个钉子都没用。
　　老牌军统沈醉迷上了剃头，刚开始手艺不好，把人的头皮都刮出血来。后来他痛下决心苦练，居然成了功德林里的＂一把刀＂，连管理干部都找他理发。
　　1959年12月，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等人被特赦。文强虽不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之中，但他由衷地赞扬中共的管教和特赦政策。还写了一首古体诗，充满希望地写道＂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因为种种原因，文强接连错过了1960年到1966年的五批特赦。直到1975年3月，人民政府宣布全部赦免在押国民党将领，文强才终于结束了二十六年的狱中生涯。
　　特赦之日,文强热泪长流，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
　　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
　　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文强被特赦后，人民政府随其选择，愿意留在大陆就留，愿意去台湾也悉听其便。文强早已习惯了和众多国民党军老同事们在北京相伴，他选择和杜聿明等人一样，定居在北京。
　　留下来也不是白吃白拿，文强和许多国民党老人一样，选择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撰写对国民党统治旧事的回忆。他文采斐然，记忆清晰，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回忆，成为研究民国史的一手佐证资料。
　　和杜聿明等人一样，文强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