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配置在线检测(湖北人为什么被叫做"九头鸟")湖北人这个诡异的别称,与楚文化、张居正、汉口的商业地位都没关系,它真正的原因,你一定想不到。 文|吴余 在中国地图炮业界里,湖北人的地位长期尴尬。 比起四周安徽、重庆、河南、湖南这些地图炮常客,湖北人的特征一直不清不楚,只有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人尽皆知。 但要说「九头鸟」意味着什么,连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狡猾?精明?奸诈?干练?连是褒是贬都有争议。 不少热爱家乡的湖北人,将这句话解释成湖北人更会做生意,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并引以为豪。• 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九头鸟」? 湖北人,狡猾狡猾的 今天的湖北人,对「九头鸟」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在多数外地人嘴里,这听着实在不像什么好话,好在含义模糊,没有「偷井盖」「来信砍」那样明确的指向性。 但随着流传日久,「九头鸟」已然成为湖北人的代称。不少人将其解释成精明强干的美德,将其升格为地域认同的标志。最典型的,就是开遍北京的九头鸟酒家。不过,湖北人热烈拥抱九头鸟,实在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数十年前,「九头鸟」无疑是和「来信砍」一样的地图炮专有名词。 如据前国军将领、湖南人文强回忆,他在黄埔军校与林彪互殴时,就以互骂「湖南骡子」「九头鸟」开场。 1963 年,毛泽东结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事实上,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最早出自清末民初笔记汇编《清稗类钞》。从一开始,它就是贬义的: 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自始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也恰好与「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证。• 明刊本《山海经》中的「九头鸟」 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 如学者兼作家林语堂,便在其地图炮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写道: 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1932 年 6 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 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得很! 对于这种地域偏见,热爱家乡的当代湖北人想法设法打圆场。流传最广的一种辩解是,这是因为湖北人张居正在明朝推行变法时重用了 9 位湖北籍官员,反动派便以「九头鸟」攻击正义的湖北人。 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 看起来较合理的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旧时武汉为九省通衢,湖北人较早从事商业,善于做生意,因此给外人留下了精明狡猾的印象。• 1930 年代的武汉街头 但事实是,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 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更加尖锐:「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可见,湖北人善做生意只是现代想象。•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不过,李希霍芬的说法,却很可能从另一面接近了事实真相: 在「九头鸟」的说法出现的时代,湖北人无疑是全中国最狡黠刁悍的农民。 北有「黄泛区」,南有「长泛区」 提及地理环境塑造行为模式,行为模式造成地域偏见,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无疑是「黄泛区」。 由于黄河和淮河的定期泛滥,当地居民无法稳定的积蓄财富,长期以来形成了注重短期行为、为生存不择手段等行为偏好,进而导致周边的河南、安徽、苏北成了地图炮常客。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类似的故事并不止发生在黄泛区。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块洪水定期肆虐的地带,这就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因地势低洼,长江和汉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冲积平原,因此得名。清末民初,其居民占湖北人口的一半以上。「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这里。• 江汉平原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950 年代尚有湖泊 1066 个,占总面积的 1/6,湖北省也因此被称为千湖之国。图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江汉平原地貌类型。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都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洪灾最频发的地区。长江在此称为荆江,水流缓慢,河道蜿蜒曲折。汉江也有「曲莫如汉」之说。每到汛期,排水不畅,大水极易漫过或冲破河堤。 1980 年代的调查表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约有 3/4 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直接或间接受洪水影响。这意味着,应对洪灾在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中占据重要一环。 与黄泛区高度相似的是,江汉平原的居民历来有不好积蓄、耕种技术粗放的民俗传统,地方志里的类似记载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 这显然与定期肆虐的洪水直接相关: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 不过,比起黄河和淮河,长江和汉江带给当地居民的并非只有灾难。河流的泥沙带来了肥沃的耕地,即便考虑危险的洪水和粗放的技术,留在家乡耕作也是值得的。• 沔阳地区的一句清代民谣是最好的佐证:「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洪水发生在夏季而非秋季,灾后往往还能赶种一季水稻。即便尽成泽国,由于渔产丰富,农民也可以改当渔民。 因此,江汉平原虽然频频遭灾,其居民并没有像黄泛区那样,大量变成「响马」、盗匪和流民,转而侵扰周边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湖北农民就可以安贫乐道下去。 因为在整个清代,江汉平原的大灾频率一直在提高。据地方志统计,当地洪灾从康熙朝的平均 3.2 年一次,到乾隆朝的 2.7 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 1.5 年一次。 这是因为,随着明清以来的「江西填湖广」和人口增殖,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末的 180 万增长到 19 世纪中叶的 1800 余万。 为了养活人口,当地居民在数个世纪中大规模围垸筑堤,将原来的江滩、湖泽变成耕地。但围垸越多,容水空间便越小,大水就越容易破堤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