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未来五年的牛鼻子

　　中国财政体制首要问题在于卖地财政
　　下面我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税收是国家的法定收入，非税收入本来就是不够正规，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质的。非税收入搞这么大，这就很不正常。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是征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
　　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一届领导在经济上第一个大的挑战。很可惜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重要问题更不是首要问题，而去扯一些什么分权之类的鸡毛蒜皮。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如果说在政治上是反腐败，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不先对自己开刀，土地乱局就不能拨乱反正。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倒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市场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这一套。
　　其实，原来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式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财经媒体并没有搞清楚的事情。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倒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带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当然这个口号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很快就没有经营性土地可卖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做任何准备。没有准备就只能沿着现在这条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补偿越来越高，一方面招拍挂又进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产价格，结果只会造成土地资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从而堆积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
　　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商，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土地资源集中给少数大开发商，所以中国财富排行榜才会有这么多地产商，政府一说新型城镇化，地产股都上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其实首先是对财政体制的重大挑战，即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旧模式？土地如果不用征收和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可以搞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还有人推荐深圳原住民自发城市化的模式。但深圳富起来只是城中村的农民，他们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深圳外来打工者是本地户籍人口的近10倍，房价那么高，有几个能安居？挤在工棚、握手楼和地下室里能叫安居吗？我们不能打着农民的旗号，为只占很少数的城郊农民谋利益。如果只是让少数人受益，只是让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赃，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问题的。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问题。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从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若干亿人的安置，这些人分享土地权利、住房权利，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是国民，他们在这个城市有工作，就有给自己搭一个窝的权利。
　　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与特权分配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这些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上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的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的境况。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我们的住房分配有关系。我们的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就业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口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如此。
　　这一切就大大加剧了我们整个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客观地说，这一点是跟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历史是相关联的。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户籍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财政稍微公开一点，马上暴露出来说他的财政里面有一部分资金，有几千万是拨给省级或者市级机关幼儿园的，其实像这类财政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象太多了。其他国家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其中就包括我们各界精英的利益。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权力精英，还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文化精英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要动摇这个体制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动，要放到后面逐步去撼动。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了新一波的反腐败浪潮，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反腐败本来就很难了，但腐败还只是非法的权力滥用，而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因为特权是法规承认因而可说是合法的。而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要触及特权。实际上从一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之，一个反腐败，一个反特权，后者可谓更难。这两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一多半了。
　　所以，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同时还是政治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财政体制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
　　中国税制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说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潮占主导。我要说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并不是现在人们主要攻击的国家税负太重。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从国际上无论怎么比也是非常正常的水平。我们的问题出在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很多，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
　　现在媒体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见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要求减税，这所有人都欢迎，是个时髦的口号；第二，要求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状况怎么办？要增加补贴和福利，所谓提低扩中。限高增税呢？那就难了，太多的人出来说这个不行那个有负作用，富人会移民之类等等，反正征不得。其实放眼全球，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的全部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了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自我消耗中多吃多占的那块挤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只是一个过路财神，他收多少就干多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撑不下去的原因。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肯定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学美国和欧洲的寅吃卯粮，靠堆积如山的借债过日子，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尽管这话不受欢迎，我觉得税收上的问题，在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但如果税真不能加，只能砍福利。所以民主党和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增加税收，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内斗纠结。
　　因此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所谓间接税，就是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真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个人所得税，7%的人当中有90%的人只交5%，真正交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直接的财产税也是几乎没有。中国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大众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勤劳不能致富，财产可以暴富，中国何来创新发展？从税制来看，我们没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当然我们中国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不少人爱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其实市场化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其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之前仍然是很大的。我们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了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调节。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们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大家喜欢听的自欺欺人的减税，而是怎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因此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变革。
　　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
　　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那不是别人，中国有话语权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财税体制确实是整个经济改革推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所以有领导感叹过，翻开真实的财政史，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不仅是经济，也是社会，也是政治，解决好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财产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块。要使这块收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来，让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工和其他外来就业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设计好制度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