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赛马会对香港社会福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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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以来，香港赛马会作为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在香港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同时，香港赛马会通过向政府缴纳税款和设立慈善信托基金的方式积极参与香港社会福利的提高。本文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2011/12-2016/17年度香港政府的收入、支出、福利性支出以及马会的纳税、捐赠等统计数字进行归纳，对香港赛马会对香港社会福利的提高做出了经济学分析。并通过本文的分析，以供我国的慈善组织参与慈善捐赠和其他社会服务做参考。
关键词：香港赛马会；社会福利；转移性支出；慈善捐赠
香港赛马会（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简称＂马会＂，是香港的一家博彩机构，也是除香港政府之外的最大的慈善资助机构。其主要经营赛马及马场娱乐、体育博彩、六合彩等业务。自1955年开始，马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盈余用于慈善捐赠及公益项目。1959年＂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成立，专职管理马会慈善捐款事务，1993年＂香港賽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成立，接管马会的慈善捐款事宜。目前，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是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机构之一。
多年来，马会作为香港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完善的管理制度、专业的财务制度和灵活的捐献制度，在香港政府之外，高效地发挥着其社会福利效应。仅2016-2017年度，马会通过缴付税款及慈善捐赠，将79.1%的博彩收入贡献给香港，直接回馈社会总计305亿港元。
1、马会的组织机构
1.1 香港赛马会
马会是一家依香港公司法成立的保证有限公司，不设股东。马会由香港政府授权经营赛马、博彩及奖券业务。马会由董事局领导，董事局共有12位成员，他们均为义务任职，并不收取酬金。董事局成员同时出任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信托人。马会的日常经营管理由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由行政总裁领导。
马会是一个独立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管理方面不受政府影响，捐款的使用也是自行决定。马会不但在社会福利方面对香港的贡献很高，同时，马会是香港员工最多的机构，为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1.2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于1993年成立，专门处理马会的慈善捐款业务。马会将每年约百分之七十的净额盈余，捐赠给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由其专业化开展慈善事务。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致力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及社区机构携手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为有急切需要的人士提供帮助。此外，基金主动开展慈善项目，对香港的民生及社会做出了全面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慈善业务主要涵盖以下十个范畴：青年、长者、体育、文艺、教育、医疗、康复、家庭、环保、扶贫。
基金在过去十年，每年平均捐款超过28亿港元，2016/17年度，马会已审批慈善捐款总额约76亿港元，资助共216个慈善及社区项目。
2、财政的转移性支付及慈善捐赠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基础
2.1 庇古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指出，个人收入的边际效用与实际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其边际效用越小，反之则越大。同样的财富水平，穷人手中的一元钱就比富人能带来更高的效用，所以，当财富从富人转移给穷人时，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就会提高。
庇古进一步提出，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福利就越大。社会福利的组合就是每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效用总和，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社会福利的增加则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均等化。因此，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将富人的部分收入用来开展社会救助工作，让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社会福利，进一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同样的，慈善救助同样也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的效果。
同样，边沁（Bentham，J.）于1789年提出，社会行为的目的应该是＂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人的效用可以用基数来衡量，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总和。而社会成员中的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造成穷人效用的增加大于富人效用的减少。因此，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政府将收入用于增加让穷人受益的转移性支出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增加社会福利。
转移性支出是指政府单方面把一部分收入所有权无偿转移出去而发生的支出，主要是通过转移性支出的受益者将政府支出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对社会需求间接地产生影响。转移性支出与商品和劳务交易行为没有发生直接联系，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目的而采取的资金转移措施，如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扶助贫困人口等支出。[2]
2.2 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理论是由经济学家弗雷多·帕累托提出来的，他的观点是如果一个经济没有帕累托最优状态，总可以找到一种方法使得某些人的福利水平提高而不伤害其他人的福利。
帕累托最优又称为帕累托效率，在经济学上，是指一种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可以理解为在资源总量和分配资源的群体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分配状态后，如果群体中任何人的福利不减少的前提下，可以提高至少一个人的福利，便称为帕累托改进。从整体上看，帕累托最优就是无法再提高帕累托改进的分配状态。
帕累托最优理论是研究社会福利分配效率问题的重要理论，按照帕累托最优理论，如果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那么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就还有提升的高间，那么部分社会成员就可以在不影响他们福利水平的前提下获得福利的改善，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总量仍然具有上升的空间。
3、马会对香港社会福利支出的贡献
马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增加了香港社会福利，一、经营赛马及马场娱乐、体育博彩、六合彩等业务给香港政府提供税收，从而间接增加了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提高了社会福利； 二、马会通过直接向社会捐赠，而直接提高了社会福利。
3.1 香港政府的转移性支出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香港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主要为社会福利支出，其中又包含了三项支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公共福利金、交通意外伤亡援助。笔者对香港政府转移性支出占香港政府的总支出的比例来考量社会福利支出的比例，简单来说，社会福利支出比例与社会福利水平呈正向关系。
3.2 马会对香港政府转移支出的贡献
根据马会的统计数据，马会每年通过博彩税和利得税向政府缴纳高额的税金，增加了香港政府的收入。笔者对比每个年度内马会向政府缴纳的税金和该年度香港政府总收入之前的比例，来计算出香港政府的福利支出比例中马会税收所占的比例及贡献度。
3.3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捐赠对香港社会福利支出的贡献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与普通的慈善捐赠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基金不存在明显的＂捐赠者＂。而普通的慈善捐赠，对于捐赠者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本质上来说都属于资源的自愿性转移，即采取慷慨捐赠的方式，实现资源从富人一方向穷人一方的转移。[3]因而这种转移，本质上是降低了富人一方的社会福利的。
而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与普通的慈善捐赠相比，其资金来源不依赖于捐赠者的捐赠，并且其本身的非营利性使得它的慈善捐赠实现的资源转移并不降低某一方的社会福利，因而其带来的社会福利是单方面的福利增加。
笔者对比马会的捐赠和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比例，来计算马会的捐赠相当于政府社会福利支出所对应的比率及贡献度。由于马会慈善信托捐赠款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社会服务、教育及培训、体育及文化、医疗卫生，2017年增加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鉴于慈善信托的资助项目与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公共投资的购买性支出不同，因此，笔者将其全部类比为转移性支出。
由此可见，由于马会的税收和福利贡献，在不减少香港社会富人A的效用的同时，使穷人B的效用从b1增加到了b2 ，因此，香港社会的等福利曲线由W变成了 ，而增加的三角面积UA b1 b2 即为马会给香港社会增加的福利。
4、马会的收入模式是否对香港社会福利造成损失
4.1 有观点认为，马会的博彩行业带来的税收及捐赠主要用来提高社会的公共福利水平，但是如果购买博彩的支出挤占了居民的基本消费支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消费支出，那么马会的收入模式就降低了公益的效果。根据马会的经营模式，其年度的纯利扣除运营成本和应缴税收之后，全部用于慈善捐赠，因此，其用于社会福利增加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居民的投注额，而间接的减少了居民的消费性支出，降低了社会福利。
4.2 通过对香港食品开支占私人消费开支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香港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一直处于较高且稳定的状态，很难说居民的博彩投注支出挤占了居民的生活开支。
为了考察马会的收入模式是否对香港社会福利造成损失，笔者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香港2011/12年度至2016/17年度之间的博彩消费比率、基本生活水平、社会福利支出比例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其中：博彩消費比率=马会盈利额/私人消费开支总额
基本生活水平=食品开支总额/私人消费开支总额
社会福利支出比例=社会福利支出/政府总支出
博彩消费比率代表香港地区居民购买博彩所占用的消费资金，代表了博彩消费对生活水平的影响，间接考察是否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失。基本生活水平代表了香港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社会福利支出比例代表香港地区人民从政府获得的福利收入。
以下为近年度马会与香港私人消费开支的相关统计数据：（单位：百万港元）
（数据来源于香港赛马会 《2017年年报》及2017年《香港统计年刊》）
4.3 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基本生活水平和博彩消费比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博彩消费并不影响社会福利支出比例，因此，将社会福利支出比例看作常数C，而将基本生活水平定为f（y），博彩消费比率定为f（x）。
下图为利用EViews将f（y）与f（x）之间做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博彩消费与基本生活水平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马会的收入模式对香港社会福利水平并没有造成损失。
5、结论
香港赛马会作为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最大的纳税机构、最大的雇佣机构，其通过香港全民的娱乐活动为社会公益事业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通过税收和捐赠，马会也提高了香港的社会福利水平。同时，马会作为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机构，无论是其自身的运营还是慈善捐献，都体现出了市场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一方面，马会通过完善、专业的财务制度及决策制度，使其无论在投资还是资产管理方面都一直处于良性发展之中，多年来均获得了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对外捐赠，也经过严格监管，尽力使资金的使用更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相对于政府的福利支出，马会的捐赠使用更具有高效性，在香港社会福利提升方面，更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Utilitarianism＂词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刘怡，《财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3] 阿瑟·塞西尔·庇古，《福利经济学》，金镝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
[4] 焦佳凌，《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之策》，社会福利，2010
[5] 金世斌， 《彩票的公平与正义》， 体育与科学， 2007
[6] 李刚，《对当前我国体育彩票业社会福利效应的评价》，体育科学，2008
[7] 钱晟，《彩票热销，税收跟进》， 中国信息报， 20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