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自述我和瓦格纳音乐

　　谈到我生命力的恢复，我得在这里说一句：应该感谢那个事件，让我得以康复。毫无疑问，这是指我与理查德。瓦格纳的密切交往。对于其他人，我可以毫不在意自己是否能记起他们，唯独不能忘怀我在特里普森度过的日子，那是极其愉快、品质高雅、无比奇妙的时刻。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看待瓦格纳，而当时，我们的天空万分晴朗，看不到一片乌云。说到这里，我得再次提到法国，那里的瓦格纳崇拜者其实崇拜的是他们自己，对此我只须投去轻蔑的一瞥就可以了。我的本性跟德国难以相容，以至于凡是有德国人出现，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第一次跟瓦格纳接触时，我感到呼吸特别畅快，我对他十分尊敬，他不像一个德国人，宁可说他是德国的对立面，是反抗德国道德的人。我这一代人是在污泥浊水般的50年代度过自己的童年，对德国的观念十分悲观，因此我们必然是革命者，不允许虚假者当权，无论他是披着鲜红的外衣还是穿着轻骑兵的制服。对，瓦格纳曾是一个革命者，他摆脱了那些德国人。除了巴黎之外，一个艺术家在欧洲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作为瓦格纳艺术先决条件的5种微妙感觉、心理上的病态敏感，都只有在巴黎才能获得。除了巴黎，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那样热烈地追求形式，那样认真地对待舞台环境。在德国，人们不可能有巴黎艺术家那种远大的志向。德国人十分温顺，而瓦格纳一点也不温顺。但是，关于瓦格纳产生的影响、哪些人跟他关系密切，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见《善恶的彼岸》）：他们是法国后期浪漫派，如达克罗和波利茨，这是些自视甚高、不可一世的艺术家，十分病态，几乎不可救药，狂热地追求表现，可称为不折不扣的匠人。谁是瓦格纳的第一个有才华的追随者呢？是夏尔。波德莱尔。他最先指出，达克罗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而整整一代艺术家都在其身上认出了自己。波德莱尔也许是这代艺术家的最后一人。我为什么永远不能原谅瓦格纳呢？那是因为，他最后顺从了德国人，变成了一个德意志帝国的人。德国的影响到了哪里，那里的文化就被败坏了。
　　总起来说，如果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就无法忍受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因为我不得不生活在德国。一个人要想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压抑，他就不得不去吸食大麻。因此，我需要瓦格纳音乐。瓦格纳是对付所有德国货的解毒剂，无可否认的是，同时它自身也是一种毒品。自从听到《特里斯坦》钢琴曲片段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成了一个瓦格纳的崇拜者。我认为此前瓦格纳的作品还是比较一般的，太德国化了。直到现在我还想找到一部可与《特里斯坦》相比的作品，具有同样强烈的诱惑、恐怖和可爱的力量，但都无果而终。只要《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响起，达.芬奇的所有神秘感都消失无遗。它确实是瓦格纳的巅峰之作。而以后的《名歌手》和《指环》只能算是消遣之作，也许使他变得更为健康；不过就瓦格纳的天性来说，这是后退了一步。我活得正是时候，并且活在德国人之中，这让我成熟得足以适应其作品。我最大的幸运是，我身上有如此强烈的心理学家的好奇心。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因病而沉浸在《地狱狂欢》之中，在他看来，世界是那样的乏味，自己必须使用一种神秘的语言。我想，我要比任何人都更为了解瓦格纳所创造的奇迹，除他之外没有谁能这样任意翱翔在狂喜之中。同时我也有足够的力量将他的那些最为可疑而危险的东西转化为对我有益的东西，从而使我更为强大有力。因此我称瓦格纳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我们两人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我们遭受的痛苦要比本世纪其他所有的人都要深广得多；而且由于我和他之间还大动干戈，让我们的痛苦又增加了一层，我们的名字也就永远地连结在一起。毫无疑问，瓦格纳在德国人那里是遭到了误解，我也一样，而且永远是这样。我的日耳曼先生们：你们要理解我们，必须经过两百年心理和艺术方面的培养，但这已经无法补救了！
　　——瞧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