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述我晚年研究兴趣的转移

　　在我的自传中，始终有两个主题：一是我个人的经历，二是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个方面又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自传中叙述了精神分析占据我生活的全部过程，说明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够超出我和精神分析的关系。
　　在写这部自传前不久，我的恶性肿瘤再次发作，我似乎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幸运的是，1923年动了一次手术，我活了下来，还能继续工作。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摆脱病魔的折磨。以后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从来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我的12卷选集的完成就是证明。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发展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许多线索现在已经开始分散，我后来的一些研究兴趣在逐渐减弱，而早先的那些兴趣又增强了。近十年来在精神分析方面我仍然做了一些较重要的研究，例如1926年我在《压抑、症状和焦虑》一书中对焦虑问题作了修正，一年后又对恋性癖作了简要说明。但是也应该承认，在提出了爱欲和死亡两种本能存在的假说，以及把心理人格划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1923年）之后，在精神分析方面我再没有大的贡献。以后我在这方面的文章也就写得比较一般，其他人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我本人在学术兴趣上有所返回。我的一生是沿着自然科学、医学、心理治疗绕了一个圈子，最后又回到早年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类文明的问题。还是在1912年，我的精神分析研究处于巅峰时期，我就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运用精神分析新发现来研究宗教和道德的起源问题。后来，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年）和《文明及其缺陷》（1930年）中，将这方面的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我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是人的本性、文明发展和原始经验三者的互相作用，而这不过是精神分析所研究的个体心理中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互相冲突的一种反映，是同一个过程在更为壮阔的场面上的再现。《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 ，我对宗教的态度是基本否定的。不久以后我对宗教有了一个更为适当的态度：宗教的力量来自它所包含的真理中，但这种真理不是实在的，而是历史的。这些研究都是产生于精神分析，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学科，也许更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后来人们将我误认为是很可以的作家，连德意志这样的大国都注意到了，可能跟上述研究有些关系。1929年，德国人公认的发言人托马斯·曼以其深邃而热情的语言，将我列入现代思想发展史中。此后不久，我荣获1930年的歌德奖，我女儿安娜代表我去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参加授奖大会。这是我作为公民生活的巅峰。此后不久，我们的国土日益缩小，而德国也不在意于我们了。
　　——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