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班的平均成绩和欧阳老师的班级只差零点几分,欧阳老师吓了一跳。以后我再向他请教时,他就不大像从前那样,变得支支吾吾,不大痛快了。那时小,根本不懂什么原因,也没人给我指点,因为从小金兰老师就教育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要不耻下问。我还傻傻地一个劲儿地问,拿他像一个大哥哥,一位兄长,我知道的也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毫无私心戒心。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合格的老师,优秀的老师,大家都喜欢的老师。 我参加工作后,爸爸彻底大撒手了。像妈妈在时一样,他只管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家里的吃喝穿用不闻不问,不同的是,妈在时,爸的钱交给妈管而现在家里的事他不管,钱他却把着。第一天开资时,爸把我的工资一起领走了。那时我自己没领过一次工资。身上也没有一分钱,每次去场部学习时,爸才会根据我去的天数,大约给我多少钱。 从前爸抽的是自己种的早烟。我上班了,他改抽烟卷。虽是很便宜的那种,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当时,一般人家都是舍不得的。妈在,妈能管他,妈不在了,谁能管他? 上班了,衣服总要整齐一点吧?我还是个大姑娘,若是妈在,一定会给我收拾得很体面,很利整。而现在,我不说,爸不知道给我添件衣服,买双鞋。我经常穿着补丁的衣服上班,裤子补两个大膝盖,后腚也补着。上衣的胳膊也有补丁。只是把它们洗的干净一些而已。 每次去场部学习,看到那些女老师都穿戴得很好,起码没有带补丁的。还有的有手表,有皮鞋。相比之下,自己很寒酸,心里也不是滋味。后来自己鼓起勇气,开口跟爸要一双皮鞋,爸托人从北安捎一双男式系带的黑皮鞋,22元,这双鞋一直穿到文革回旅顺以后。 我上班后,和爸爸的工资一个月也有将近七十多元。不知为什么,家里不见添置什么衣物,到月底,爸的钱就不够了。记得一次,我让通讯员给捎一双水鞋,七块多钱。鞋拿回来,我跟爸要钱,爸迟迟拿不出来,人家来学校要几次,弄得我很没面子,直到下个月开工资,爸才把钱给我,还给了人家。当时我就很奇怪,农场买粮油都不用现钱,都开票领,开资时扣。平时也就是些酱油醋,或买布什么的用钱。爸又不给孩子们添穿戴,他把钱弄哪去了?几次想问,都不敢张口。 妈去世时是冬天,棉衣都是新做的,都穿在身上。第二年,奶来了,棉衣都是奶奶做的。虽都是缝缝补补,也都整整齐齐。奶奶走这一年,我们都穿旧的,因为个子都长了,衣服都小了、短了。我回来了,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针线活儿。我从来没动过针线,以前都是看妈妈做,现在要自己做了,真是不知从何下手。一步步记得很仔细,做的时候,反过来,后拆的先做,先拆的后做。尽量照着原来的样子,实在不会就问邻居婶子。就这样,棉衣竟然做成了,爸看做好了棉衣自然很高兴。那时,一人一年14尺布票,有单的没棉的。家家都是小的捡大的穿。我的棉袄做好了给大妹,我就没有了。我又上班了,跟爸说,爸买了七尺青卡其布。旧衣服还能有个样子,新布就不会裁剪了。用旧里子比量来比量去,不敢下剪子,最后觉得万地一失了,才下手,剪完打开一看,还是剪坏了,挖了双领,没办法,只能在后脖领上补一块。那时也没有罩衣,我就穿着这件挖错领子的棉袄上班、开会、去场部学习,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件衣服可换。